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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雄，我不想走。”他们听人说过迁移的经历。无论他们迁往何处，都感到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只能又回到圣弗朗西斯科。“我不走。”
武雄不想跟她说总有一天还得走。他和彼得常常讨论这事。要是必须迁居怎么办？当局极不情愿看到在海岸边上住着这么多日本人。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日本人走得越远，他们就会越安全。
三月末，在华盛顿州，武装士兵进入日本人生活区，要求他们在六天内卖掉房子和生意，并到当地集市广场报到。在哪儿，他们被临时扣留，等待重新安置。但无人知道会去哪儿。军方说要给他们建立营地，但也无人知道在哪儿建，或者是否会建，似乎一切都是流言蜚语。所有日本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沉默之中。
“这样的事会发生吗？”晚上，临上床睡觉时，礼子问丈夫。消息似乎并不确切，也难以令人置信。但后来报纸上刊出的照片证实了消息是准确的。照片上，孩子们站在行李旁。他们衣服上面都挂着标签。老人、妇女在哭泣。当地的居民得胜般地站在写有“日本佬滚出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标语边围观。这是一场噩梦。
“我不知道，”武雄希望自己有勇气说假话，可他做不到。“我想会的，礼子，我想咱们得做好准备。”谁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他们也不例外。
尽管情况如此，他们还是照常生活。孩子们照常上学，礼子和弘子做家务，武雄到学校上班，假装为彼得工作，肯做完功课后和女朋友呆在一起。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仍然很难相信生活会发生改变。
那年春天，彼得和弘子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她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她不想让父亲失望。她尽可能多读书，读政治、艺术、美国历史，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学英语。她的英语进步很快，思想也成熟了许多。圣安得鲁学院的经历使她受到很大伤害，但也教会她一些事情。除了一封校方的正式信件外，她再没有听到过同学的消息。信上说校方对她的离去感到歉意，仍认为她是个好学生。她哪科都没学完，花费在学校的时间和父亲交的学费都白费了。她计划着，想在有机会时将失去的时间和学费替父亲找回来。她曾几次向彼得说出自己的打算，彼得对她的想法表示同意。她设法努力对没能完成学业而感到的耻辱做出补偿，但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失败了。
春天，她将花园收拾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一尘不染。如果能找到作料，她就为全家人做日本传统风味食品。孩子们不吃，但礼子和武雄很喜欢，她用了所有从祖母身上学来的技艺，她喜欢教给彼得有关自己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彼得越来越对她所说的东西感兴趣，也越来越被她那温柔、持家的能力所吸引。而弘子却在努力学习彼得的方式，喜欢和他讨论工作及他在大学所教的课程内容。他俩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交谈中。
“你们有什么打算？”武雄在四月的一天问彼得。很显然，彼得深深地爱着弘子，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也许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无能为力。这和他与礼子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在相处六个月后就结婚了。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彼得和弘子根本不可能结婚。
“我不知道。”彼得坦城地回答。他想过带弘子到另一个州去结婚，但还不能肯定她是否愿意。她父亲的同意对她来说十分重要。她还不完全了解彼得，她现在连信都不能写，她有时特别想家。“我本想在夏天去日本见她父亲，和他谈谈，看他是否真的具有你们一直认为的开放思想。由于珍珠港事件，这些计划都被丢到窗外去了。
“战争可能会打几年。”武雄很悲伤。
“如果得不到她父母的同意，弘子不会同意结婚的。”彼得忧郁地说。
他将在六月参军。招兵部门同意等他到六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因为他现在是系主任，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权力。虽然弘子还和田中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彼得不想离开她，不想让她失去某种保护。即便没有发生战争，他也要和她结婚。但她一直坚持要等待她父亲的同意。“你认为他们会在这儿驱逐日本人吗，武雄？”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在西雅图发生的驱逐事件，尽管军队都一样，但那是个不同的州。
“我已经不会思考了。我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整个美国都失去了理智，都对日本发狂。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并不怪罪他们，我们在和日本进行战争，他们有理由怀疑外国人。这就是疯狂的原因。”自愿参军的美籍日本小伙子不是被派到厨房工作就是被送回家，没有一个被派往战斗部队。美国对第二代日本移民毫无信任感。目前，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改变观点。“我希望能找到答案。我想，要是他们真想驱赶我们，我会打好行李，去新罕布什尔州。但我一直希望事情能平息下来，我能再找回我的工作。”他对这个年轻的朋友毫无恶意，“希望他们说对不起。不过，我知道自己很傻。”
“不，你不是在胡思乱想，很合乎逻辑，如果情况有所改变，其他教师肯定会同意你恢复原职的。”彼得说。现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弘子，他想用结婚来保护她，不让她受到恐惧、歧视和不安的伤害。但他知道，就是带她出去吃饭或看电影时，他也不能做到保护她。他总是害怕有人会冲过来，向她吐口水，或说什么，或大声叫骂。他们遇到过这种情形，其他日本人也遇到过。那周，弘子在商店里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武雄告诉她以后只能在日本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这样才会安全。彼得听到后对她极为担心，尤其是他要当兵走了。这时，他又提起结婚的事，可她无法与家人联系上，这事不可能。就是联系上了，他们可能也不会同意。如果弘子和别人结婚，他甚至会自杀的。他不能离开她，不能看不到她的脸，她的头发，她轻巧、优美的动作。她似乎是一只蜂鸟，在他的周围飞舞，吸引着他，给他送来吃的，倒茶，微笑，告诉他有关苔米的趣事。弘子喜欢孩子，喜欢苔米。彼得越来越想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和她生孩子。谁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心。
面对发生的事情，弘子表现得很勇敢。她仍然那么安静、坚强和平和，她从未暴露出她的痛苦，总是让彼得和其他人感到她平安无事。
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时，武雄都为他俩感到不安。他俩的未来之路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
接下来的一周，礼子的亲属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她住在弗雷斯诺的表亲被送到特米诺岛，但过了两周之后，又被送到洛杉矶的一个集中营。他们离开时，军方告诉他们在三天内卖掉东西。他们的财产几乎都被处理光了：房子仅卖了一百美金，放弃了汽车和大片为母亲节种下的鲜花。
“这不可能！”礼子流着泪给武雄读着他们的来信。“三天之内，怎么可能？”他们和好几百人一起迁居，被暂时滞留在集市的广场。他们觉得来信中有不太可信的内容，也就没有特别在意。但三周以后，驱逐令传到帕罗·奥德。他们被要求在十天内卖掉自己的房子、生意、汽车，收拾东西，准备迁居。每家的“负责人”必须到邻近的民政协调站去报到。在帕罗·奥德，民政协调站是个破旧的佛教庙宇，“负责人”应到那儿去等待进一步指示。他们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
武雄是在学校听到这个消息的。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一些招贴海报，他小心地读着上面的内容，心里痛苦不堪。到了第二天早上，报纸证实了海报上刊出的内容。
彼得来到家里帮忙，他又和武雄一起去了民政协调站。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所得到的消息并不比他们告诉武雄的更多。离迁居的最后日期还有九天。全家人都必须到圣布鲁诺的坦弗兰体育场集合。每个成人可携带一百五十磅重的行李，包括被褥、化妆品、四季服装；每个孩子可以携带七十五磅重的东西，但每个人都只能带自己能够背得动的行李，这就使规定的重量成为一句空话。一个五十磅体重的孩子根本背不动七十五磅重的箱子或旅行袋，而礼子、弘子和肯也背不动一百五十磅的东西，所以限制的重量规定一文不值。
武雄为每个家人都领取了一个标签。他们问他家里有没有老人和病人，如果有，就发给更大一点的标签。手里拿着发给他的标签，听着他们的要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每个人和每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