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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叶子，而我却不想加上去，因为我以为这是没有必要
的。
这是一个主张：不要叶。被访问的洪深先生以为〃我们的作品就是太少了叶子〃。这是倾向于〃要叶〃的。而《访问记》的作者沙基先生的意见则是〃折中〃的。他说：
不消说我并非同意以无谓的噱头来趣味化，可是技
术上生动化的成就，仍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因太顾全生
动以致毒害主题，那自然是再愚笨不过的事了。然而在
花之外多加上两笔绿叶，使真实生动化而更加真实起来，
这便是艺术的真价。
“花与叶〃这一问题概要具如此。本来中国有句老古话：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光是一朵牡丹花，并不好看，必待带叶，然后完成了牡丹之美。所以〃叶子〃在这里并不是帮衬，而是完成〃牡丹之美〃的必要条件。花与叶是对立的，相成的，而不是一个为主体，一个为附属。
艺术上的〃花与叶〃的问题，也应该如此去理解。问题不在〃要不要加几笔叶子〃或〃多加上两笔叶子〃，问题是在那些叶子画得对不对。倘使一朵牡丹花旁边加上了菊花的叶子，弄得既不象牡丹，又不象菊花，这才真正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花是牡丹花，叶也确是牡丹叶，那么，即使叶子太多了些，也不至于〃毒害主题〃。因为一朵牡丹两张叶固然是牡丹，四五张乃至七八张叶，也仍然是牡丹，不会变做了芍药的。〃叶子〃而至于〃毒害〃了花（主题），一定是这些“叶子〃和〃花〃本非同类。所以文艺上的〃花叶问题〃，第一要认明花与叶是相需相成的，叶子不处于帮衬的地位；第二要注意是否配错了叶子。质诸洪深先生等三位，以为何如？
卷八 杂感随想 〃媒婆〃与〃处女〃
从前有人说〃创作〃是〃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意谓翻译何足道，创作乃可贵耳！
这种比喻是否确当，姑置不论。然而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还不够，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于是第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副笔墨。
这第二点，就是翻译之所以真正不易为。例如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特赛》，现有蒲伯的译本算是顶括括了；然而评者尚谓蒲伯的译文虽有原作的瑰奇绚烂，而没有原作的遒劲质朴；蒲伯的译文失之于柔弱。譬之一女子，婀娜刚健，兼而有之：——这是荷马的原作。可是蒲伯翻了过来，只剩下〃婀娜〃了！
又如巴尔扎克的〃ContesDrolatiques〃是十六世纪法国生活的一幅神奇的图画。巴尔扎克用了惊人的艺术手腕，——惊人的写实主义的手段，把十六世纪法国的〃快乐〃的土伦（Touraine）连镇带人发掘了出来，再现于十九世纪欧洲人的眼前。所以要翻译这本书，必须兼懂历史，古代法国方言，乃至考古学等等，而且要懂得的程度高。前世纪七十四年，离巴尔扎克著作那书的时代已有五十年光景了，始有第一个英文译本；这不是潦草的翻译，可是风味够不上，我们读这英译本，并不能〃忘记肚里饿〃。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译者没有巴尔扎克那一副既诙谐而又热蓬蓬而又粗犷的笔墨。
所以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创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亦何尝容易做呀！
大凡从事翻译的人，或许和创作家一样，要经过两个阶段。最初是觉得译事易为，译过了几本书，这才辨出滋味来，译事实不易为了。还有，假如原作是一本名著，那么，读第一遍时，每每觉得译起来不难，可是再读一遍，就觉得难了，读过三遍四遍，就不敢下笔翻译。为的是愈精读，愈多领会到原作的好处，自然愈感到译起来不容易。
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现在郭先生既已译过许多，并且译过辛克莱的《煤油》、《石炭王》、《屠场》，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不知郭先生对于做〃媒婆〃的滋味，实感如何？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的学者，此时他当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罢？
不过这些是题外闲文了，我们现在要指出来的，就是近两年来，不喜欢翻译好象已经成为一种青年心理。由不喜欢翻译，从而鄙薄从事翻译的人，也成为一种心理。这原因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因为社会混乱，青年烦闷，渴求看看讲到自己切身的事；另一方面因为有些译本不免是〃说谎的媒婆〃，青年们上过一次当，遂尔神经过敏起来，合著一句俗话：“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于今看见草绳还心惊。〃
这种神经过敏的状态，应该加以纠正。而纠正之道，还在从事翻译的人时时刻刻警惕着：莫做说谎的媒婆。
同时，我们以为翻译界方面最好来一个〃清理运动〃。推荐好的〃媒婆〃，批评〃说谎的媒婆〃。因为我们这里固然有些潦草的译本，却也有很多不但不潦草并且好的译本，——这应当给青年们认个清楚
卷八 杂感随想 论所谓〃感伤〃
也许是从比兰台罗（L。Pirandello）荣膺诺贝尔文艺奖的消息传来以后罢，我们读到了好多篇〃从比兰台罗说到文艺上的悲观主义〃的文章。
说起来，也是怪，所谓〃悲观思想〃也者，表白在文艺这一部门的时候，倒往往取了〃笑〃的形式，——所谓〃幽默笔调〃。契诃夫不是个〃悲观思想〃的作家么？然而他的作风是〃幽默〃的。我们有〃强颜欢笑〃的一句成语，正是这种〃幽默笔调〃的〃悲观思想〃作家的注解。
比兰台罗也不是例外。他在他本国的意大利，是被算“幽默〃派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风行于英美，大概也靠了这“幽默〃的笔调。（他在法国也有很多的读者和观众，那倒并不是全沾的〃幽默〃的光，而为的他那出奇的幻想。）试拿他的长篇小说《已故的麦席阿斯·巴司喀尔》来看罢，一个人为要以前种种〃譬如昨已死〃，竟假造了死耗，自以为从此又是一个〃新的自由自在的人〃了，生活的一切可以重新照自己的幻想去安排，结果他仍旧失败，〃假死〃到底算不得〃更生〃；——这里头的〃悲观思想〃阴森到跟坟穴里的尸气一样，然而那〃形式〃不是出奇的〃幽默〃么？
只有对人生悲观到恐怖发狂的地步的作家，然后不用“冷冷的微笑〃而用〃申申的诅咒〃了；安特列夫的作品便是一例。
不论是契诃夫式，或者比兰台罗式，或者是另一面的安特列夫式，总之，所谓〃悲观思想〃的文艺也者，只能从作者的〃人生观〃去判定，而不能从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去拉扯，那亦似乎不是难懂的事罢？自然，一位作者常常会借他作品中的〃人物〃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可是一位作者更常常选取社会中某一类的〃典型〃人物来表达他所要攻击的思想（人生观）。高尔基曾经写了小市民生活，但高尔基自身不因此就成了小市民；倘使我们说高尔基作品中的小市民人物的思想就是高尔基自己表白，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的道理，本来浅显得很，谁也能够了解，不过在事实上，把那扮曹操的戏子当作真曹操而跳上舞台去一斧劈死他，——这样〃义愤〃的樵夫，在批评界中也屡屡遇到。例如最近因为〃从比兰台罗说到文艺上的悲观主义〃了，就有人指出中国文坛上是充满了悲观——沉闷和感伤。“因为所描写的都是社会中没落分子底事迹，因此，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当然啦，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文坛上有些〃沉闷和感伤〃的作品。我们也觉得〃要把悲观主义的锖（？）霉从文学中彻底扫清，只有在真正健全的社会才可能〃，（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由谈》企君的《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这一说，也是部分的不错。然而我们对于那位大喊着〃作者们，离开感伤的时代！〃的批评家所举的例—…〃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的作品的例，却觉得不能赞同了。
我们也指出过我们文坛上有〃颓丧和感伤〃的作品，我们也举过例（参看本刊第三卷第四号〃书报述评〃栏《东流及其他》），但我们并没乱用那位〃义愤的樵夫〃的斧头；这是我们跟喊着〃离开感伤时代〃的那位批评家不能一致，而且应当被他笑为〃不勇敢〃的地方。然而也因为我们总觉得把〃扮曹操的戏子当作真曹操办〃不是个正办法，所以我们不能不跟那位叫作家们离开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