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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或？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恽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鲁连之射聊城，已坠纵横之咳唾；邹阳之上狱书，不过幽愤之哀词。君子犹无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清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祸烈矣。而其初不过起于执拗之一念，盖《孟子》所谓讠也讠也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当时亦但以快一时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极也。近来名公清贞苦节，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其得位行事，动与世龃龉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笃，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终不能安其位而去，虽诋诃者太过，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顾佐为都御史，疾恶如仇，百僚莫敢闯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邻十余室无人声，其风采可想见，然似亦过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总宪，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萧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抚金陵时，所行过当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浅河，舟胶中流，数日不能前。迎送之禁既严，廪既俱绝，不得已自发白镪，雇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诉冤者，辄受其词，归行之司属。司属以非职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乃取而焚之。其苛碎类若此。然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但劳逸之殊已也。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