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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迳，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举书者，谓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然冠冕则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书者，如文征仲，斯可矣。
师宜官韦仲，将大字迳丈，小字寸许千言，可谓兼才矣。子敬垩帚为书，观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传，盖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扁额洒壁，终归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传久远也。宋时惟米南宫、朱晦翁署字，今犹有存，然皆作意取态，标置成体，虽非真正楷法，而风韵遒远，自然不俗。赵集贤扁书，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丧矣。近代吴中诸公，率以八分题扁，较之真书，差易藏拙。吾闽林布衣阜学松雪而稍劲，郑吏部善夫仿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而参以己意，其所题识，至逾寻丈，莫不极天然之趣，他方之以书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时摩崖碑，至为钜丽，而近人以林阜“忠孝廉节”四大字覆之，论者动以阜罪，余谓：非阜罪也。阜布衣穷死，力岂办此？盖必当时监司有爱其书者，下郡县镌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风旨，遂为此杀风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监取六朝时碑，磨砻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是。而阜动遭排击，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见后人磨古碑而镌己字，比比也。
欧阳通作书纸，必紧薄坚滑者乃书之。而米元章亦云：“纸欲砑光，始不留笔。笔欲管小，始易运用。”乃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择而用之，差无遗憾。
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苦无逸态，亦坐是耳。学者须从迟入，以速成，而终复反于迟，斯得之矣。
临古人书者，须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从容玩味，看其用笔之法，从何起构，作何结煞，体势法度，一一身处其地，而仿佛如见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笔。下笔之时，亦便勿求酷似。且须泛澜容与，且合且离，神游意会。久而习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润色，即是传神手矣。余见人学圣教序者，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余笑临字如人结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后传形骸，四支百窍，一时毕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点点画画求之，去愈远矣。此亦子瞻言画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迹，经一番摹勒，便失数分神采。摹仿既久，几井其面目而失之。至于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极工巧，题曰上石，其实木也，故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其搜罗未广，去取颇乖，分别真伪，不无混淆。盖王知徵等识鉴分量，原自止此，而当时亦但据内府所藏，急于成帙，不闻有广搜博采之令行于幽远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与尽力括访，极意剖析，去馋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遗逸，傍及缁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泄昭陵玉碗之，勒之贞珉，以布海寓，书学庶无遗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从风，其后临摹重亻台，不知几十百种。盖墨刻之盛行，从此始也。然摹仿既久，渐致乱真；辩论纷纷，遂成聚讼。盖不独兰亭、黄庭为然矣。国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无神手，萎靡不振，仅足充枣脯耳。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皆非得意之笔，盖家藏有限，目力易穷。以一人而欲尽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于好事之家，矫诬作伪者，又种种也。故书学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赏鉴不可得也。
魏受禅碑，梁鹄书，而钟繇镌之，李阳冰书，自篆自刻，故知镌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赵文敏为人作碑，必挟善镌者与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时文长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门客温恕、章简甫为之。二人皆吴中名手也。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吴兴，得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镌之，厘亳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书细字，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书“国泰民安”四字。此虽绝世之技，然亦近于棘猴矣。以余所见，有便面上书《西厢杂剧》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胜人耳，不关书法也。
古人有善书而名不传于世者。吴有张，晋有刘环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亻隽，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ヌ、高正臣、吕向、梁升卿、席豫诸人。或由真迹稀少，久遂漫灭。或因名过其实，弈世无传。至于萧何以功业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俭以识量掩，司马承祯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临川晋阳公主以父掩，世无得而称焉。亦可惜也。而业未造就，滥得虚名，亦时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业衰。”呜乎，自古已然，何况今日。
渤海高氏所书圣教序，上比山阴则不足，下视元和则有余，当与虞、褚争道而驰。古今彤管，此为白眉矣。帝王之书，则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不足观矣。
汉光武一札十行，皆亲手细书。唐太宗尝手书敕以赐群臣。可见古人以手书为礼，即万乘犹然也。故刘裕不善作书，刘穆之劝其信笔作大字以掩拙。彼岂乏掌记侍史哉？故王右军上孝武书，皆手笔精谨。至唐犹然。至有敕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者，而诰敕王言，皆用名人代书。如颜平原、柳诚悬之类，传为世宝，良亦不虚。至宋而来，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则胥史之迹，遍于天下，而手书带行，反目为不敬，名分稍尊，即不敢用其它借名赝作，十居其九。墨迹碑镌，概不足信。书学安得而不废哉！
书力可千年，画力可五百年。书之传也以临拓，屡临拓而书之意尽失。矣画之传也以装潢，屡装潢而画之神尽去矣。书名之传，视书稍易，而画迹之藏，视书稍耐。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
画视书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画手多工神佛、士女、鸟兽、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树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顾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怀羞恨。刘岳与工匠杂处，立本以画师传呼，虽声价重于一时，而耻辱怀于终身矣。自宋而来，虽尚平淡清远之趣，而吮笔和墨，终未能脱工艺蹊迳也。
唐初虽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训、王摩诘之笔，皆细入毫芒。至王洽始为泼墨，项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关仝，一变为平淡高远之致，遂令写生斗巧诸名手，索然减价。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宽辈出，天真横逸，上无古人矣。然其结构精密，位置适均，浓淡远近，无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办也。自米元章学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镇用枯笔而都无色泽，于是藏拙取捷之辈，转相摹效，自谓画意不复求精工矣，此亦绘事升降之会也。
宋画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时学摩诘，以工巧胜。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马、佛像、翎毛，故名独震一时。接其武者，唯赵松雪，然松雪间出独创，而龙眠一意摹仿，趣舍稍异耳。
古人言画，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写形，四曰随类传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