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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娥、乐毅，尚有蹊径可寻，至兰亭、黄庭，几莫知其端倪矣，所谓“大可为，化不可为”者也。
右军真迹，今嘉兴项家尚存得十数字，价已逾千金矣。又有婚书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严分宜家者，今亦展转不知何处也。李怀琳绝交论真迹，在吾郡林家，余见之三四过，信尤物也。其纸颇有粉墨，淡垂脱。又一友人所见褚遂良《黄庭经》，纸是砑光，下笔皆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今帖刻全不类。大抵真迹虽劣，犹胜墨迹之佳者。
唐太宗极意推服大王，然其体裁结构，未免径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逊其父者，微无骨耳。故右军赐官奴，而以筋骨紧密为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赋》，直是取态，而墓田宣示，一种古色尽无矣。譬之于《诗》，右军纯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结构、体势，原以取态，虽张长史奔放骇逸，耍其神气，生动疏密得宜，非颓然自放者也。即旭素传授，莫不皆然。今之学狂草者，须识粗中有细，疏中有密，自不放轻易效颦矣。
作草书难于作真书，作颠素草书又难于作二王草书，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今人学素书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疏脱，亦且神气索莫，如醉人舞跃号呼，徒为观者耻笑。
蔡君谟云：“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飞动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耳。”素书虽效颦，然拔山伸铁，非一意疏放者也。至宋黄、米二家，始堕恶道。国朝解大绅、马一龙极矣，桑氏怿所谓夜叉罗刹，不可以人形观者也。
唐人精书学者，无逾孙过庭所著《书谱》，扬扌乞蕴奥，悉中綮窥，虽掊击子敬，似沿文皇之论，而溯源穷流，务归于正，亦百代不易之规也。至于五合五乖之论，险绝平正之分，其于神理，几无余蕴。且唐初诸家，如虞、褚、欧、薜，尚傍山阴门户。至过庭而超然融会，变成一家，几与十七帖争道而驰，亦一开山作佛手也。
陈丁觇善书，与智永齐名，时谓丁真永草。庾翌易右军之书，而右军不觉。怀素换高正臣之书，而正臣不能辨也。然异代之下，知有智永、右军、怀素而已，三子之名无闻也。岂非幸不幸哉？
颜书虽庄重而痴肥，无复俊宕之致。李后主所诮，叉手并脚田舍汉者，虽似太过，而亦深中其病矣。祭侄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后人同声赞赏，何故？此所谓耳食者，可笑！
宋书如苏沧浪、张于湖、薜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极力摹仿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风采顿殊耳。蔡君谟极推杜祁公，谓之草圣，然杜草书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书学祁公者也，然元人笔力稍峭健于宋，其能书诸家亦多于宋。
宋人无书学，如苏、黄、米、老等，真帖初见，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厌弃。蔡忠惠胜三家远甚，而时带俗笔。赵文敏之源流，盖自蔡出也。元时名家如鲜于困学钱翼之、■■子山、邓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独一文敏，而文敏名独噪甚。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乃知名之显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托于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门入。人非生知，岂能师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及此，余谓：“凡学古者，其入门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二君深以为然。
古无真正楷书，即锺、王所传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书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文敏书诸碑铭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胜，而时有俗笔，却无败笔，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入门却从大王来，晚年结构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牍二通，其笔锋完劲，绝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后来纷纷摹本，亦画虎不成耳。大凡学古人书，当观真迹，方得其运笔之一二，墨帖无为也。
国初能手，多黏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晋、唐法度。然祝劲而稍偏，王媚而无骨。文徵仲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素师之重伟，丰道生实淳化之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琐，益所不论矣。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文征仲得笔法于■子山，而参以松雪，亦时为黄、米二家书，然皆非此公当行，惟小楷正书，即山阴在世，亦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苦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谷专工取态，而时觉位置之稍轻。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
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三代所传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附会，强合成文，虽曰禹迹，吾未敢信以为然也。夫结绳敝而文字兴，科斗残而篆籀作，篆隶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简，世之变也。必欲舍今而反古，虽圣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关乎？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汉时小篆，仅闻萧相国以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篆之圣者也。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证今，不无遗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震盖精小篆者，而时时为汉篆，亦以趋时好云尔。然以小篆作印章，胜汉篆十倍也。
国初闽陈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可考者，皆能辨之。永乐初入中书，时待诏吴郡滕用亨素负书名，见其后进，忽之不为礼，一日，对大众辨难许氏《说文》，词说逢起，登随问条答，如指诸掌，考古证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盖世之精于字学者，未必工书，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声誉不布，而俗书恶札如马一龙、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征仲、王百谷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门胡宗仁善汉隶，尝为余题积芳亭匾，酷得中郎遗法，而世罕有赏者。大声不入里耳，悲夫！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耳，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鸣，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纲者，法度严整过之，一时声称籍甚，然亦时俗之所赏，胥史之模范耳。自后官二殿中书者，皆习姜体，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书，以便贱隶，谓之隶书。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
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迳，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