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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
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
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
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
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
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
荣幸！
关于男人（之八）
十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
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
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
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
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
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
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
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
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
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
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
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
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
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
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
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
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
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
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
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
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阳光满案
之晨致王一地
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
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
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１９８８年６月号。冰心的
《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
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为笔名写的《关于女人》。但是那本书实在
太薄了，只好将我几十年来写的有关于女人的文章来凑数。希望台湾的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
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
冰心１９８９年１月３０日于北京纪念老舍九十诞辰
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称呼您“您”。
您是我们在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的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身边拽开，和他一同吃几口闷酒，一同发牢骚的唯一的朋友。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和丁玲一同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
“娘，您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一九八
九．二．二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３日。）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
旧历新年快来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热闹的、传统的家族大团圆的节日。
脆响的爆竹的声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为什么被人为地分成两边？把
我们十二亿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我们海峡两岸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行进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亿同胞们的吹鼓手和啦啦
队。
让我们在海岸两边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写出真挚深刻的文艺作品，来提醒和引导
海峡两岸的十二亿同胞一同伸出爱国热情的双手，愈伸愈长，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河山连成一片。一九八九二月三日在巴黎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
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
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女人》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
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
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
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
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
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
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
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
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
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
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
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１９８９年２月４日清晨致巴金
巴金老弟：
听吴泰昌电话中说，你又摔了一交，伤了腰，又进医院。
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以后也不要不服老，身边一定要有人才行。像我一样（我走路靠
“助步器”）一举一动都有人扶持。
告诉你一件事，我已将你写在《关于男人》之中了（将载《中国作家》）！我从前写的
都是已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