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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
鬼男人的气。你大了……”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打
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她也紧紧的搂着我，轻轻的摇晃着，说：
“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
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朋友
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后，我很用心的读
日本地理，看东洋地图，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除了“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
妇”以外，还有“跨海征东”这一件事。
我的奶娘，有气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土，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她没有跟去。不
过从祖父的信里，常常听到她的消息，她常来看祖父，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她自己
也常常请人写信来，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定婚了没有。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又劝我
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不要太容纵了他们。母亲常常对我笑说：“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
比你祖父还仔细。”
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便由我来供给她。我们在家里，常常要
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
一条和“五四”那年，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同学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却心
里在喊“打死东洋鬼”。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战的前两年，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
并托他去访问，替她照一张相片。学生回来时，带来一封书信，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
戒指。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
话，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因此她寄来
一只戒指，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是我仅有的贵
重物品，我有时也戴上它，希望可以做一个“娶媳妇”的灵感！
抗战后，死生流转，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也许是已死去了吧，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
息。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听说焚杀得很惨，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有没有我那良
善的奶娘？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跨海征东”，却
赶上了“东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
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
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在远了！
男士，后收入《关于女人》。）致刘英士①
英士先生：
得送稿条子，才知道你把我的题目改了，幸而还未排印，请你赶快改回来。关于女人，
是以“我的……”为出发点，你把题目改乱了，以后的就显得无次序，不好写了！
这与《我的弟妇》不同，因为弟妇一改，你虽加上这字眼，但弟妇二字未去也。附收条
一纸，请转经理部。
冰心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①刘英士，《星期评论》的编者。悼沈骊英女士
民国十四年夏季，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里，得到北平燕大一女同学的信，说
“本年本校有一位同学，沈骊英女士，转学威尔斯利大学，请你照应一下。”
我得着信很欢喜，因为那年威大没有中国学生，有了国内的同学来加入，我更可以不虞
寂寞。
暑假满后，我回到威大，一放下行装，便打听了她住的宿舍，发现她住的地方，和我很
近，我即刻去找她，敲了屋门，一声请进，灯影下我看见了一个清癯而略带羞涩的脸。说不
到几句话，我们便一见如故了。我同她虽没有在燕大同时，但是我们谈到我们的教师，我们
的同学，我们的校园，谈话就非常亲切。当天晚上，我就邀她到我的宿舍里，我从电话里要
了鱼米菜蔬，我们两个在书桌上用小刀割鱼切菜，在电炉上煮了饭。我们用小花盒当碗，边
吃边谈，直留连到夜深——我觉得我欢喜我这位新朋友。
那一年我们大家都很忙，她是本科一年生，后修功课相当烦重，我正在研究院写毕业论
文，也常常不得闲暇，但我们见面的时候还相当的多。那时我已知道她是专攻科学的。但她
对于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有时她来看我，看我在忙，就自己翻阅我书架上的中国诗词，
低声吟诵，半天才走。
威大的风景，是全美有名的。我们常常忙中偷闲，在湖上泛舟野餐纵谈。年青时代，总
喜欢谈抱负，我们自己觉得谈得太夸大一点，好在没有第三人听见！她常常说到她一定要在
科学界替女子争一席地位，用功业来表现女子的能力。她又说希望职业和婚姻能并行不悖，
她愿意有个快乐的家庭，也有个称心的职业。如今回想，她所希望的她都做到了。只可惜她
自己先逝去了！
十五年夏，我毕业回国，此后十九年中便不曾再见面，只从通讯里，从朋友的报告中，
知道她结了婚，对方是她的同行沈宗瀚先生，两个人都在农业机关做事，我知道骊英正在步
步踏上她理想的乐园，真是为她庆幸。
去年这时候，我刚从昆明到了重庆，得了重伤风。在床上的时候，骊英忽然带了一个孩
子来看我。十余年的分别，她的容颜态度都没有改变多少，谈起别后生活，谈起抗战后的流
离，大家对于工作，还都有很大的热诚。那时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的各种刊物，正需要稿
子，我便向她要文章，她笑说，“我不会写文章，也不会谈妇女问题，我说出来的都是一套
陈腐的东西。”我说，“我不要你谈妇女问题了，我只要你报告你自己的工作，你自身的问
题，就是妇女问题了。”她答应了我，暮色已深，才珍重的握别，此后她果然陆续的寄几篇
文章来，分发在《妇女新运》季刊和周刊上，都谈的是小麦育种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能
表现她的人格的，便是那篇《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
今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她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据她说沈宗瀚先生就在我们住
处附近开会，会后也会来谈论。
那天天气很好，大有春意，我们天东地西，谈到傍晚，沈先生还不见来，她就告辞去
了，那是我们末次的相见！
本年十月里在报纸上，忽然看到了骊英逝世的消息，觉得心头冰冷，像她这样的人，怎
么可以死去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骊英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谓之不平常，也许就是她自己
所谓的“陈腐的一套”。女科学家中国还有，但像她那样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
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我还没有听见过。这正是骊英伟大之处，
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养子女，她就不能说这种话，假如她自己没有成功的事业，也就不
必说这种话了。
在《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一文里，最能表现骊英工作的精神，她相信我们妇女的地
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议去争来，而是要用工作成绩来获取的。骊英和我谈到种种妇女问
题，她常常表示，“妇女问题，已过了宣传时期，而进入工作时期”。她主张“女界同志一
本自强不息精神，抓住社会埋头苦干”，她主张“自问已劳尽力为国家服务，而不必斤斤于
收获之多少”。这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和“多做事，少说话”的态度，也是骊英最不
平常之处。
骊英对于她工作的成就，处处归功于国家之爱护与友人之协助，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平
常。抗战期间，普通是困苦的环境多于顺利的环境，而有的人很颓丧，有的人很乐观，这都
在乎个人的心理态度。骊英是一个“已婚女子”，以“生育为天职”，同时又是一个“公务
员”，“亲理试验乃分内事”，在双重的重负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她对于下属和
工友，并不责望躁急，并不吹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