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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作者出一本书，仅只“敬请指正”，就是一个负担不了的负担。对大家伙而言，送他书就跟送他什么“晚会票”一样想，提出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送给他他不看，不送给他却又把他从头得罪到尾，认为你骄傲不驯；说不定遇有机会，暗下毒手（放心，这个机会多的是）。对朋友而言，可能从此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以后向他借一块钱都难，不幸他先借了你的钱，那笔债你就今生别想。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没有面子，你瞧他不起。
——从前的出版商，尚有“古风”，马马虎虎，作者顺手牵羊，还可以多讨几本。如今的出版商，似乎都身兼律师，一切按合约规定，一种书出版，只送二十本。而且军令如山，多一本都半两棉花，免谈。谈也可以，超过二十本，七折优待（作者有时苦苦哀求，声泪俱下，六折优待，也偶尔有之）。嗟乎，以二十本之数，满足若干大家伙和所有伸手朋友——耶稣老爷用五个烧饼和两条鱼，能喂饱五千人，作者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结论是，不是得罪了个满贯，就是卖掉了裤子。两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巨著连连问世，境况也就更凄惨，不是遍街血海深仇，就是倾家荡产。
因之柏杨先生就有一项伟大发明，一旦发现有人要开尊口借书，我就先下手为强，向他借钱。然后寄书一册，两相抵销。不过这办法有时候也不太灵光，一则对大家伙行不通，二则有些伸手朋友是抽冷子而上的，更有些天生的铁公鸡。前天就遇到这么一位，听说柏杨先生可能有大作出笼，就捉住我的玉手猛晃曰：“一定送俺一本，一定送俺一本。”我刚开口借钱，他就叫曰：“我身上向来不带钱，我只带信用卡。”
万不得已，我又有第二个伟大发明，凡是可怜兮兮型作者，应该组织一个“宁死也不送书联盟”，以赴汤蹈火的精神专制国家，严刑峻法，监察官吏。主要思想保存于《管子》、，跟坐地分赃之徒硬干。凡加入联盟而又送书的，一律祸延先考。但这办法也不太好，柏杨先生天生的软骨头，恐怕抵抗力甚低，就第一个有点不可靠。而且大文豪之流，身价甚高，准召之不来，反正他只有受的份没有施的份，犹如摆花生米地摊的，跟银行老板联盟不起来一样。
走投无路之余，我想我们只有乞灵于全国同胞的观念现代化啦。贵朋友花五十元买一本作者的书——全当是打发叫花子讨饭的，或者全当是预付奠仪，这年头，五十元的奠仪不多吧。如果五百仁义之士如此，不但有书可供司机老爷擦屁股，也同时提拔了作者一把，好心必有好报。如果反转过来，教作者买五百本去送，恐怕不上吊者几稀。
这是一项新的道德标准，美利坚西洋大人焉，日本东洋大人焉，听说朋友出书，如果他确认为作者是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去买一本（更上一层楼的，还找到作者签名）。柏杨先生认为这也属于现代化的行为之一。虽然事体重大，一下子没法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建议应自己先从自己做起，自己不要求别人送书，朋友不送，也不暗地里咬牙切齿。朋友出书时，就先去买一本，以示恤老怜贫。自己的负担轻如羽毛，而作者却受无穷之益。这样做的人多啦，可能发生一种感染性的影响，进而培植出一种风气，认为作者不送书跟老爹老娘不送娃儿一样，有他的难言苦衷，不伤一点感情。
最后，向借书老爷哀告，去买一本你老人家希望作者送给你的书吧。那你所积的功德，胜造七级浮图
十大劣书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一本劣书，看来看去，能看得发疯。《聊斋》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得道高僧，有一种辨识文学优劣的本领，他不是用眼看的，而是把文章烧成灰烬，用鼻子一嗅，就嗅出门道来啦。一位大作家，洋洋得意，把他的流行性感冒大作，火化给他嗅。该高僧不嗅则已，一嗅之后，就像有人在他阁下鼻孔里灌了三斤芥末，先是打喷嚏，继是流鼻涕，接着牵肠动胃，大吐特吐，连肝脏都要吐出来，翻眼兼伸腿，性命交关。盖臭味薰天，熏得他受不了啦。
仓颉先生造字，鬼神夜哭，这故事人人皆知。可是毕升先生发明活字版印刷术，鬼神也曾夜哭过，却没有人知道。盖毕升先生发明活字版印刷术的那一天，鬼神哭得厉害，真是山间落泪，草木泣血，以致凡听到器声的人，一个个肝肠寸断，气绝而亡。——这就是没有人把这场公案记载下来的原因。柏杨先生之所以知道其中过节，乃天生异禀之故。
看了《聊斋》那位高僧的痛苦，就可发现鬼神为啥那么伤心。夫鬼神有先见之明，他们早就看出一旦活字版印刷术发达，劣书一定倾盆而出，造成一大灾难。最近又多了一种打字术，速度比活字版快一倍，价钱却比活字版便宜一半，劣书如虎添翼，就更勇猛。《聊斋》高僧是清王朝科举时代的典故，如果该高僧迄今仍然健在，在台北市龙山寺门口摆摊子，我看他活不了三天。
满坑满谷的出版物，造成书籍泛滥。联合国曾经统计，如果人类继续这么蛮干，不出百年，全世界将被书籍淹没。所以人们想在这样汪洋书海中据以解释万物的生灭变化，有自发辩证法倾向。主要代表有，寻觅一本自己喜欢看和对自己有益的作品，简直比在柏杨先生身上找到一块钱都难。读者老爷无可奈何，只好乞灵于广告，而广告跟情人的甜言蜜语一样，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台北《爱书人》杂志上，就有野波先生的一篇大作，题曰《别再设广告陷井》，向台湾最大的书店之一商务印书馆开炮，形容“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手法像是卖馄钝的”。原来他阁下预约了一部该印书馆“第三次修订版”的《国语辞典》，结果连个屁也没修订。野渡先生如果跟柏杨先生一样的也是青年才俊，他就不会找上大门；可是他竟找上了大门，结果不卜可知，除了碰个鼻肿脸青外，还憋了一肚子气。以商务印书馆之尊，都打马虎眼，其他的出版社骗上读者一骗，也没啥了不起。有些比商务印书馆更壮烈的书商，还两头吃哩！一头吃读者，一头吃作者。柏杨先生的学生陈丽真女士，在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忘记自己的人》。上个月，她忽然发现该书又再了版，而且把书名改为《闭上你的眼睛》。她试着闭上眼睛向该出版社交涉，那就跟向外太空交涉一样。柏杨先生乃好事之徒，当时就找到该社老板，表演一场舌战。当我说明来意后，老板曰：“我是向她买断的，再版用不着通知她。”我曰：“卖断的？老哥！拿出合约䁖䁖。而且卖断的也不能随便乱改书名，应该得到作者的同意，闲言少叙，给钱。”老板曰：“我找不到她。”我曰：“不是找不到，而是根本没有找。她如果欠你一块钱，看你找得凶。你不过期负一个弱女子罢啦。空言狡辩，不足采信，给钱。”老板曰：“这本书再版，只印了一两千本，根本卖不出。”我曰：“这是屁话！如果没有销路，你也不是白痴，再版干啥。你就是印了一百万册，又有谁知道。而即令一本也卖不出，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就是赔得跳河兼卧轨，我也不在乎。现在没得扯的，给钱。”老板大怒曰：“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些出版家，都得饿死啦！”我也大怒曰：“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些大作家，也都得饿死啦！给钱。”老板曰：“不给。”我曰：“好吧，你不给，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第二天他就托人警告我曰：“老头，你刚吃了三天饱饭，就又犯了老毛病。”陈丽真女士也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