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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
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
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
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
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
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
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
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
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
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羋斟，则
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
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
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
“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
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
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
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
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至王劭《齐志》称张伯
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
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
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
“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
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
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
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
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
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
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
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
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
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
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
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
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
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
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
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
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
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
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寻班、马二
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
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踪，校
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
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此其大较也。必伸以纠摘，
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
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
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
灵验，可也。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
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
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
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
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
《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
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
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
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
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
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
《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
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
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
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
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
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
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
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
唯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
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
有其名。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
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