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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
《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
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
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
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
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
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
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
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
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
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
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
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
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
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
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
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
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
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
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又迁之纰缪，其
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必谓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
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
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
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
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
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
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
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
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
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
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
出行于外。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
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
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
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
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
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
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
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
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
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
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
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何以言之？盖
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
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
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
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
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
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天
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
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
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
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
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
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
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
“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
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
“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
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
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
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
《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
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
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
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