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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