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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你是谁？”
我反问：“你是谁？”
“我是肖特尔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干什么？”
问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诉他电话打错了房间，也可以随便说几句，但我说：“总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鲁塞尔做过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伦纳？你是布伦纳吗？”
“愿为你效劳，少校。”
“你这杂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吗，布伦纳？你是个混蛋！”
“在布鲁塞尔，你运气不错，但你只有一次运气。”
“你这狗娘养的——”
“森希尔女士不在，要我转告吗？”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这狗杂种。”
既然他们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这家伙干吗这么恼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续都快办完了，他们还以为该独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对，好像不太对劲。我有一种直觉，我犯了大错。
肖尔特少校在电话里说：“我要你好看，布伦纳，我决不会饶了你。”
他说得真有趣。我问他：“你和辛西娅不是快离婚了吗？”
“离婚？哪个混蛋告诉你的？你让那婊子听电话。”
“准备分居？”
“让她这该死的来接电话。马上！”
“等一下。”我把电话放在床上，头脑里一片混乱。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透顶，过一阵又稍好转，人就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等你心情轻松了、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突然绊你一下，让你跌个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变得毫无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去你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见你妈的鬼去——”
我挂断电话，回到洗漱间。我脱下浴衣，开始淋浴。
辛西娅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声音越过“哗哗”的水声传来：“我刚给心理训练学校打了电话，证实穆尔上校是在那儿过的夜。我留了话，让他一小时后去办公室见我们。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服我给准备好了。去参加丧礼，我们得穿礼服。”
“谢谢。”
“我去换衣服。”
“好吧。”
透过玻璃，我看到她穿过洗漱间，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待她房门一关，我就关掉淋浴，走了出来。
8点钟，我们身穿A级军礼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车里，朝着宪兵大楼驶去。辛西娅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
到了办公室，我喝了杯咖啡，还浏览了一遍电话留言记录和备忘录。穆尔上校进来时显得有点衣冠不整，但他为参加丧礼，也穿着A级礼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套服装和这双鞋。辛西娅请他坐下。我没有任何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上校，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杀了安·坎贝尔。”
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事实上，她确实告诉我她晚上不准备按原来的计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亚车，她让我为她另找一辆吉普。她说比尔·肯特又在骚扰她，说她用吉普车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还说她要让他看见她的车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车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她的车上有部电话，我有一只移动电话，我们原来准备在她驾车去射击场途中保持联系的。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所以她还是开着吉普出去了。我们按时见了面。”
辛西娅问他：“你们见面时她提起了肯特没有？”
“没有……”
“她提到有人跟踪她吗？”
“没有……不过，她说她看到后面有辆车，那车朝乔丹机场方向去了。”他又说：“她觉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动电话给她父亲挂了电话。”
辛西娅说：“随后你们就去了步枪射击场？”
“是的。”
“做完这些，你就在公共厕所旁边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计划进行。”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辛西娅问，“肯特上校有可能到过现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承认这种想法曾一闪而过。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她。”
“你从没想到他真的在跟踪她，并且可能杀了她吗？”
“这……现在细起起来——”
“你可是个头脑很敏锐的侦探，上校。”我打断了他的话。
听了这话，他显得很不安。他说：“我原以为是将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一听说她被杀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父亲杀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亲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还应有另一个人……一个疯子……正好路过……我恰恰从没把这想法跟肯特联系起来……”
“为什么？”我问。
“他……他是宪兵……是有妇之夫……他爱她……不过，是的，经你们一提，这确实合乎逻辑。我的意思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个怪物。”
“是的。”
“她知道这一点吗？”
“有点知道。她不习惯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亲，也许还有韦斯·亚德利。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没有对比尔·肯特给予足够的注意，她判断错了。”
“她对101型变态心理没研究好。”
他没说话。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办公室，把这些写下来。”
“写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详细情况。葬礼之后在教堂交给我，给你两个小时，抓紧时间打出来。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尔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个穆尔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yīn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