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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苦难，“成了能够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前提与基础”。这倒是似乎证实了
我的一个看法：“鲁迅不是可以作纯客观的‘研究’对象，让你支解分离的；他要
进入你的内心，要你也进入他的内心，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震。否则你永
远接近不了他，永远也读不懂他。而灵魂的共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
（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见拙作：《鲁迅是谁：世纪末的回答》）。我们
这一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绝望体验而认识、接近鲁迅的；现在年轻一代，又通过
八十年代末以来“并不亚于（文革）浩劫的种种震撼”（这是作家李锐说的）重又
认识与接近了鲁迅：近年来在一部分中青年中悄悄出现的阅读、研究鲁迅的热情，
就是产生于这样的体验基础之上，并且是发自内在的精神需求的。王家平的《鲁迅
精神世界凝视》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凝视”鲁迅的精神世界
的；在他的笔下，有着鲁迅的精神世界与自我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遇合。于是，他有
了自己的发现，例如鲁迅一生的飘泊流浪体验，“过客”式的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
式和悲剧境遇；鲁迅的终极性追思，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丰富与加深人们对鲁迅的
体认。当然，这种体验式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如果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体
验，甚至用一己的体验代替了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实际考察，不仅会造成对鲁迅的曲
解（缩小，夸大，变形，等等），也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我们重视研究者个人与鲁
迅相通的体验，如前文所说，仅仅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进入（感悟）鲁迅的
内心世界；但进入（感悟）以后，还要有更为艰苦的对鲁迅精神实体的全面而细致
的考察与研究。王家平用的是“硬功夫”：
他反复地阅读鲁迅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搜集到的回忆、考证文章，每一个鲁迅
精神命题下的所有有关材料，都尽可能地搜罗汇集，然后一一排列，研究。他所采
取的研究方法，我想或许可以概括为“体验与实证的结合”，既能从总体上感悟到
鲁迅内在精神的某些命题，又把这样的感悟建立在全面而翔实的事实材料分析基础
上。这样的研究方法至少对王家平是合适的。当然，他毕竟刚刚入门，本书的写作
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总的感觉是对材料没有吃透，没有更深入地揭示各个材料之间
的内在联系，常常限于外在的铺叙；这正是暴露了作者思想穿透力、理论概括（提
升）力的不足，以及想象力、原创力的不足。
这或许是一种苛求，但王家平既然已经决心献身于学术事业，那么，他自然也
就会准备好走一条艰险的路，还有许多的学术难关在前方等待着他。
王家平在“后记”中一再怀着深情地谈到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这些文字也很让
我感动。在我看来，对家人的爱与对学术的爱，都是对于生命的挚爱的表现。学者
本质上是“人与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探索者，他天然地热爱人，热爱人的生活，拥
抱着一切生命。王家平说，他的女儿将与他的学术一起成长——这极有诗意，也是
一个象征。我祝愿他终能实现这一愿望，也以此祝愿一切愿意献身学术的年轻朋友
们。
能写与不能写的
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
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
“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
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
……如此等等。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
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
缺陷，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
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
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
（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因此，对
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
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
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
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
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
“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
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
点，可以这样说，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
“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
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
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
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
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
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
对我自身的讲说，特别是这些讲说在学生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是一则
以喜——有了回响，说明自己的工作于己于人都有点意义，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
能不继之以忧——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种误解，以至
曲解呢？对我自己的讲说，是否也应该“附加几句话”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比
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
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
否定。——以上两种倾向在本世纪都曾出现过，但是被鲁迅所明确拒绝与批判的；
在鲁迅看来，“觉悟的智识者”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
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的（《门外文谈》）。而今天似乎也还有这样两种立场或
倾向，却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
弊端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中
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特别是根深柢固的
奴性，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
不可混淆的（至于“奴”
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
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无论有意还
是无意）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倘使对
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
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
（《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以为“文人美女
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1934年
4 月30日致曹聚仁书》），这个传统我们今天是万万不能继承的。这里，也还有一
个在进行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时，将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
涉及我们对所说的“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他只是大
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
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
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