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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
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
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
（本文是为摩罗所著《耻辱者手记》所作的序，原文７０００字。）
（原载1998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六十劫语
春节一过，我就进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个年头了。
好像应该想一想，并且写点什么。
已经过去的生命，恰好分为三段。毛泽东诗云：“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这联想或许有些不伦不类。
第一截，从重庆出生，到南京，再进北京，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出京，算是入世
前的准备。中间十八年，是在远离北京的中国边远地区的贵州渡过的，其间经历了
十年浩劫，是靠着年轻人的友情而支撑过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
一次爆发，又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
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
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
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
术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里面了。
似乎就这几句话，可以把这“六十年”交代过去了。
中国传统有“六十一甲子”之说，也是把“六十”看作人生的一大段落。而在
我的感受中，则是一大劫难，一个大坎儿。经过这一大劫，人应有所悟。
我悟到了什么呢？
去年，也就是“六十年”之末，我写了几篇文章，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原点，
一个中心，即是他的“立人”思想。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得后兄早在1981年就提
出了这一命题。但对于我，此番重提，却意味着，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索与体验，
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
自我的安身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
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
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
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者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
我不想否认这一选择所具有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同时包含了对启蒙主
义与理想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这一选择
的个人性与有限性、局限性的一种清醒与自觉：“个体精神自由”是我自己所能体
认的终极追求，对于他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仅是提供当代社会众声喧哗中的
一种“声音”。真正的意义在自己：不仅是对青年时代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
剥削人现象”的理想的更高层面的确认与升华，同时奠定了今后岁月生命的新的基
础。
因此，有所悟，还要有所解脱：这也是“六十大劫”应有之义。
不可否认，原有的“四大情结”多少含有某种赎罪、还债的意味，因而时有不
堪重负的感叹。现在算个总账，具体的“债务”大概已经还清，“罪”也一一赎过，
真可以松一口气了。本来此时已经能够大体无愧地去见“上帝”，以后的年月是多
余的。这新赐予的日子，应该属于自己与老伴了。如果还要继续写作，动力就更来
自内心的欲求，更要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心里想说的话了。人是这样的人，说的
自然也还是“个体精神自由”这类时代的中心话题，但心态或许会更自由，更少顾
忌，更少束缚了吧。至于是否会减少点火气，显示一种“成熟”——这正是许多师
友与学生期待于我的，则不敢保证，因为我相信本性难移这句话。人最终总是带着
某种遗憾，留下供后人非议的某些话柄，离开这个世界的，尽善尽美反而失去了个
性；老了老了，有些毛病就不要改了吧。
面对自我生命的这一大段落，想说、要说的话都说了，最后加上一个标题：
“六十劫语”。
1998年2 月15日写于燕北园（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同名思想随笔集所写的
序言。）
献身学术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总是先翻目录，再看后记；这回也是这样，却一下就被《
后记》所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在“灾难”突然降临时，作者
本能地一手抱住了一岁四个多月的女儿，同时紧紧抱在怀里的，竟是正在写作中的
这本关于鲁迅的书稿！事后知道这不过一场虚惊，但在突发事件中的本能反应，却
最能反映人的本性：在王家平的心目中，女儿与书稿，同是自己生命（自然生命与
精神生命）的结晶，是最为珍贵的，其价值是任何外在的物资的东西所不能比拟的。
这样，他就赋予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以一种与生命（自我
的，与未来的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这本是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学者共同的
“痴情”，类似的逸闻趣事世间流传得很多。但在今天，却似乎显得古怪，至少是
可笑的：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
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于是，学术成了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毫
不相干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我卖，你买”的纯粹的商业行为，不过是单纯的谋生
手段，需要的仅是熟练的学术操作的技术与商业包装的技巧。我并不否认学术研究
的成果需要转换成图书市场上的商品，更不会忽视稿费对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
谋生的意义——在我看来，这都是现代学术的特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学术
与市场的关系”本身即应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我同样固执地认为，这
并不是学术（即使是现代学术）特质的全部，或者说，同样是商品，学术著作也有
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产品，既是作者的精神劳动的产物，又是提供精
神消费，满足读者精神需求的商品。这就是说，在学术的领域里，商业性的交换活
动，仅是一个中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研究者与读者开拓一个人所最需要的广阔
而自由的精神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它是直接服务于
“使人成为人，使人变得更为美好”的这一终极性的目标的，并且是与人的生命同
在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学术、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的神圣性
所在。它内在地要求着研究者生命的投入，要求着一种耐得住寂寞、清贫（当然，
这是相对而言的，学者首先要争取必需的生存条件与研究条件，又不能有超常的奢
侈的物质要求）的献身精神。我曾经一再地对希望走学术之路的年轻人说，学术研
究是一个“精神的炼狱”，万万不可轻易进入；但一旦进入，就一定要准备献身，
把生命投掷于其中，做出各种牺牲，真正的学术著作，都必需也必然是“呕心沥血”
之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是趁早离开。——我从不愿意将学术研究的价值绝对
化，离开学术岗位也并非耻辱，关键在是否适合自己。但学术研究又确实具有特殊
的魅力，所付出的牺牲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可以获得学术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
学术研究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的飞扬，不断发现的期待与喜悦，以及生命的充实感。
唯有懂得并珍惜这治学中的甘与苦，才算是进入了学术之门。现在看来，王家平通
过本书的写作，已经开始将自我生命与学术生命相融合，体验到了其中有得有失的
“滋味”。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欣慰：他开始入门了。
作者在“后记”中还谈到，这些年（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以后吧？）他自身也经
历了某种精神上的“地震”，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的荒诞感，漂泊感，以及身心交
瘁的挣扎中的绝望体验。他在自身的生命体验中，终于与鲁迅的心灵相遇。正是感
到了与鲁迅的“缘份”，这才拿起笔来。用王家平的话来说，自己所承受的物质与
精神的苦难，“成了能够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前提与基础”。这倒是似乎证实了
我的一个看法：“鲁迅不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