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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姆希请我在午餐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设置在第七大街的一个服装中心的大楼里面，离军部大楼仅十分钟的路程。要我走过去也无所谓，特别是在春风中散散步还挺写意。
在服装中心，我不断给那些挂满了衣服的手推车让路，这些推车工人为了微薄的工资干重活还显得心满意足，而我只做些轻松的文读工作就拿数百美元仍怨天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他们为什么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去外面打家劫舍？如果他们受过教育，就完全可以和我一样去混钱而且不伤害他人。
在大楼里，接待人员带我穿过为即将到来的季节而设计布置的最新时装展览大厅，然后走过一扇污秽的门，进入了汉姆希的豪华办公套问。大楼的其他部分都肮脏得不堪入目，这个办公套间却整洁漂亮得不可思议。接待员把我转交给汉姆希的秘书，这是一位衣着考究，而且颇有气质的中年妇女，她把我领进了里问。
汉姆希先生身材高大。如果不是穿着一套裁剪合身的西装，配上昂贵的白衬衫和深红色的领带，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哥萨克人。他的面貌刚毅，表情忧郁，给人一种高尚和诚恳的印象。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握住我的双手表示欢迎，并良久盯着我的眼睛。他离我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那头又深又密的白发。他很认真地说：“我的朋友讲得对，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我真的帮不了你的忙，我愿意帮，但帮不了。”我回答他之后，又接着就像已经对希勒先生做过的解释那样，把入伍的规则条件详细地给他说明了一番。我的口气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冷淡，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坐在那里，阴阴沉沉地点着头，然后又似乎没听进我说过的话，用忧伤的声音说：“我那可怜的妻子的身体很差，儿子现在去参军无疑会要了她的命，她是为了他而活着的，别说是要他离开两年，一年也不得了。墨林先生，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如果你能帮这个忙，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
本来他是不可能说服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编织的故事，不过他最后的那句话刺激了我——“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只有皇帝才有足够的权力充满信心地对一个人说这种话，现在他竟敢这样许诺，当然靠的是能使鬼推磨的金钱！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说，“也许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不过，恐怕很难。”汉姆希先生又在不断地点头，表情依然非常忧郁地说：“我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你的头脑很灵活，心地又很善良。”然后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你有孩子吗？”“有。”我答道。他又详细地向我打听孩子一共有多少个，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还问起我妻子的情况。此时的汉姆希不像在有求于我，倒像是个长辈在关心我的家庭。末了他还问清了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和其他客户的家长一样，说是以便必要时和我联系。
当我告别时，他亲自送我到电梯口。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明白了，该解释的也都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可以使他的儿子和兵役局脱钩。汉姆希说得对，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愿意开空头支票来哄骗他和他妻子安心。我的头脑清醒，的确不可能为了拯救一个该服兵役的牺牲品而与兵役局搞僵关系。那小伙子已收到入伍通知书，再过一个月就得应征当兵，他母亲也只好单独地活下去。
第二天，维而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用激动得异乎寻常的声音告诉我：刚刚收到了“送货上门特别服务公司”送来的五大箱衣服，其中三个孩子的秋冬服装一应俱全，而且非常漂亮，还有一大箱是专门给她的，所有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买不起的昂贵的名牌货。“随货而来的一张卡片上写道：‘汉姆希送’。他是谁？”维丽惊喜地问，“墨林，这些衣服实在太美了！他为什么要送这些衣服给你？”
“我为他的公司写了一些小册子，稿费不多，所以他答应送些衣服给孩子们。我原以为只是送几件而已，真没想到……”我又在编谎话敷衍她了。
电话里继续传来她那惊喜若狂的欢呼：“他一定是个好人！五箱衣服的价钱肯定超过1000美元！”
“那太好了，我今晚回家再和你们谈这件事吧！”我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后，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跟弗兰克说了，还提到了希勒先生这位卡迪拉克汽车商。
弗兰克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已经上钩了，那家伙要你为他做的事，你打算如何去办妥呢？”
“真见鬼，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去见他！”我抱怨道。
“是希勒先生车行里的卡迪拉克促使你去的，”弗兰克冷笑道，“你也像那些——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拥有卡迪拉克，就算回非洲住茅棚也心甘情愿！”
我注意到了他话中的火药味，他差点说出“黑鬼”这个字眼。他是马上改口说“有色人种”的，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呢，还是以为我听了会反感？
对于纽约贫民窟里的黑人酷爱卡迪拉克车的事，我始终弄不懂人们为什么要愤怒。是因为认准了他们买不起呢，还是因为反感他们借债买这些超出了实用价值的奢侈品？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的的确确是卡迪拉克促使我上钩的，我答应帮希勒的忙去见汉姆希的根源就在于我灵魂的深处确实曾有过开豪华车的念头。
晚上我回到家后，维丽和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时装表演会。她在电话里没有提到装衣服的那五个箱子的体积是多少，看完了他们的演出后，我才知道这五个装着给他们的每人十套衣服的硬纸箱有多么巨大。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维丽这么激动了，孩子们固然也很高兴，但他们在现有的年龄阶段还不太在乎衣服，连女儿也是如此。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闪念：如果走运遇上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儿子也因接到入伍通知书而需要我帮忙，那么最激动的就将是孩子们。
维丽接着提出了她不得不买新鞋子来配这些新衣服的要求，我让她等一段时间再说，为此我暗中记了备忘录：要特别留意有没有制鞋商的儿子申请服预备役。
使我为难的是倘若汉姆希先生送来的是普通质量的衣服，我会觉得他是在照顾我，会因为接受富人的施舍而感动不已，但是他现在送来的全是质地高档的精品，无论我怎样收受贿赂都不可能买得起的真材实料的时装。它们的价值在5000美元以上，而不是维丽以为的1000！我看了看附来的卡片，这是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汉姆希总裁以及他那间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没有手写的只字片句。汉姆希可真是够聪明的，不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些东西是他送的，从而也就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指控他犯下了行贿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经考虑过把衣服全部退回给汉姆希先生，回家后看见维丽的那种欢喜劲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天晚上我一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如何才能使汉姆希先生的儿子免去那两年的军旅之苦。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之前已做出了决定：这个人的忙我帮定了，但绝对不能在文件上留下记载，以免将来追踪到我的头上。做这件事不但要手段高超，而且做完后要消灭一切蛛丝马迹——收钱后把一个申请加入预备役部队的人从原来的名单顺序中抽出来插到前面去是一回事，帮一个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后的人摆脱现役部队的羁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给汉姆希发出入伍通知的征兵委员会，那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和我同级别的职员。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告诉他保尔·汉姆希早就在我编排的预备役名单上，我原打算在两周前征他入伍的，但把寄给他的通知书上的地址写错了，出了这样的事故全是我的过失，假如保尔·汉姆希的家人大吵大闹的话，我会很麻烦，也许连饭碗都难保，而且我心中充满了负罪感……云云。我问他征兵委员会能否撤销这份入伍通知书，这样我也就可以按原计划征他入预备役部队以开脱罪责，事后我会把正式表格寄到征兵委员会，证明保尔·汉姆希已经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在电话里，我按照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口气把这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完，不流露一点点热心助人的语气，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