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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忧郁地问：“难道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跳到了这么前吗？”
作为外行，他问得确实有道理。我心中暗笑他太过虑了，于是反问道：“难道我问过你关于多济的任何问题吗？”
希勒先生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没有。你熟悉自己的业务，我只是因为事关亲子，不想因自己所做的事给他带来麻烦罢了。”
我没有留意他的话，思想早飞回家去了。我想象着维丽看见蓝色的多济会有多高兴，她早就对那辆残破的福特厌倦了，何况蓝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我强迫自己的思路回到希勒先生的问题上，我记得他的儿子杰拉米留长发，穿三件头的西装，打领带，所以说：“叫杰拉米把头发理短，换上运动服后再来我的办公室，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了。”
希勒先生面露难色，说：“杰拉米不愿意这么干。”
“那就算了，我也不习惯强迫别人干那些他们不愿意干的事，这一切交给我来办就行。”我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好吧，”希勒先生赶紧说，“这一切就交给你去办吧。”
我开着新车回到家，维丽果然很高兴。我带她和孩子们去兜风，多济跑起来真是棒极了。我们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在原来的那辆旧式福特上可没有这份享受。我们还停车吃比萨饼，喝汽水……这些都是结婚以后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而尽量不去消受的东西。后来，我们把车开到了一家糖果店前，又买了冰淇淋和可口可乐，还为女儿买了洋娃娃，为两个儿子买了作战玩具，为维丽买了一盒高级巧克力。我今天的确够大方，花起钱来就像个王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来。孩子们上床后，维丽把我当成了刚给她一只大钻戒的阿加·堪，如痴如醉地和我耳鬓厮磨。
我还记得在出走维加斯之前的那些敲打字机的光阴，如今，我终于时来运转，再也不用为了温饱去加班加点干双份工了，而且在衣柜底部的旧手稿中还藏有两万美元。这源源不断的生意真能使我发家致富，除非这种黑市交易彻底曝光，或者世界上的大国停止花巨款扩充各自的军队。我生平第一次明白了那些权贵、将军以及工业界的巨子对战争的感觉——世界和平、裁减军队对我所构成的威胁就是让我再度沦为穷光蛋。我当然不希望爆发战争，只不过是出于切身的利益暗暗祈求美苏两国别那么友好，哪怕再僵持一段时间也比冷战结束强。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发财连自由主义都抛弃了，我忍不住一阵阵冷笑。
维丽的轻微的鼾声并不妨碍我的思绪，她要照料孩子和我，一大堆家务，真够她操心的，总是上床后就很快进入梦乡，奇怪的是比她更疲劳的我却常常三更半夜仍辗转难眠。过去，我往往会爬起来，躲到厨房里写小说，饿了就自己煮点东西吃，一直干到早上三四点才回到床上去。现在不写小说了，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模糊地感到也许我应该重新笔耕。毕竟有钱有时间了，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如今的生活太多内容，太激动人心了，开车、交际、交易，甚至像花花公子一样开始在一些蠢事上花钱……
最成问题的是如何妥善存放那些现款，长期放在家里总不是万全之计。我想到求哥哥阿迪帮我把它们存入银行，他肯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开不了这个口——他是个从来没有为自己或妻子、孩子干过任何亏心事的完人，看到这么一大笔钱，准会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而我只能把真相告诉他，虽然他依然会帮我，却从此将对我另眼相看，这个我可受不了。有些事倘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找阿迪帮这个忙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有一种兄弟也是不能把钱托付给他的，那是因为他可能把钱吞掉，想到这里我突然记起了科里。科里一定知道存放这些钱的最佳方案，这是他的特长。等下次他来纽约的时候，我可得好好向他请教，以便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有预感，财源将会越来越势不可当地向我滚滚而来。
第二个星期，我轻而易举地把杰拉米安插进预备役部队，希勒先生为了表示谢意，邀请我到他的车行去，为我的那辆蓝绿色的多济更换四个全新的车轮子。我自然以为他的此举是出于感谢之心，因而对他真是感谢到了有点歉意的程度，却居然忘记了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商人！
机械师给我更换新车轮时，希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又给了我一个新课题。
他先是和以往一样眉开眼笑地说了些让我听了非常舒服的话，诸如何等聪明可靠，和我打交道何等愉快称心等等，还说如果我将来不在政府部门供职时他会为我谋到一份好工作，云云。这些恭维话使我飘飘然，在生活中我很少得到表扬，大多数赞誉话都是来自阿迪，还有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书评者，现在我猜不透他到底准备说些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希勒先生终于转到正题上，“他有个儿子迫切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
“没问题，让那个小伙子来见我，别忘了叫他提你的名字。”
“麻烦的是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希勒先生眼也不眨地瞅着我说。
我耸耸肩说：“算他倒霉，告诉他的家人，两年后再和他团圆吧。”
希勒先生和颜悦色地说：“你肯定像你这么绝顶聪明的年轻人也想不出高招来帮他一把了吗？酬劳很高，他父亲是个重要的人物。”
“毫无办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军队的条令非常明确，任何人只要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就不能再参加预备役部队。华盛顿的那些人还不至于傻到连这也不清楚的程度，要不然谁都会等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参加预备役。”
希勒先生仍坚持道：“这个人想见见你，他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见我也没用，我帮不了他。”我说。
希勒先生向我的身边靠了靠，用一种近似恳求的口吻说：“看在我的份上，去见见这个人，行吗？”
我明白希勒先生的意思——即使我仅仅是去见见这个人，即使我不帮这个人的什么忙，只要我去了，在这个人的眼中希勒先生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大恩人了。那么，看在这四个全新的车轮的分上，我不妨花半小时去会会这个大阔佬。
“好吧！”我答应了他。
希勒先生立刻写了张纸条交给我，我看了一眼，名字是“埃里·汉姆希”，还有个电话号码。我记得这个名字，埃里·汉姆希是服装工业界的巨子，和工会有摩擦，与镇压暴动有牵连，同时又是市里面的一个光彩炫目的显赫人物，有政客为他撑腰，而且是慈善机构的顶梁柱，等等。既然他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还要找我来帮他的忙？我向希勒先生提出了这个疑问。
希勒先生解释道：“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他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阿拉伯人的血统，这种混血使他们除了精明还练成了真正的杀手。他不想让儿子成为某个政客的人质来向他索取高价，说实话，向你求助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此外，我告诉他你是个好人，绝对忠厚，现在你是唯一能帮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对入伍通知书之类的事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类事情实在太敏感了，政客们躲都躲不及呢！”
我想起了那个到过我办公室的国会议员，他算是有胆量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前程已经快到终点了，所以他才毫不在乎。希勒先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我。
“别误会，”他和我眼光相碰的时候赶紧说，“我也是犹太人。我只是提醒你和西班牙裔犹太人打交道时得提防着点，否则他们会占上风的。当你去见他们时，要动动脑子。”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起了当年做孤儿的情景，真是条可怜虫，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才不会在乎是否犹太人或黑人呢。
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埃里·汉姆希的办公室找他——我的这些顾客的父亲全像那些已婚男人搞婚外恋似的，只把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我，却要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便有事时可以马上联系。我已在家里接到过不少这类的电话，引起了维丽的好奇心，只好又编造些赌博上的事或者杂志社谈工作之类的谎话来搪塞她。
汉姆希请我在午餐时间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