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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这一切的全不算什么，只要冬学儿守在身边吧。可是地主就在那边，工作团刚刚走，斗争刚刚过后，人家就来报仇，也能够借尸还魂哩！看来封建势力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消灭，它可像死灰一样，见火就着。如果冬学不参军保家，以后天长日久，日子的黑红，谁能保险？还拉着孩子们要饭去？还住在人家那低矮黑暗的小屋里？还吃糠咽菜？就说生活不成问题吧，可是乡亲们从此瞧不起咱！人除了吃穿，还要脸面。被人小看，就是吃好穿好，也没有意思。
老大娘左思右想，心里明亮起来，身上也有了力气，背上谷子往家里走。街上的人还不住暗暗撇嘴，老大娘却满脸披笑地走进家门。
放下谷子，老大娘就到冬学藏着的地方去，叫他归队。冬学回来一天一夜，也觉得不是滋味，真是够受。老娘一说，正和他想的一样，就抖抖衣裳上的尘土草叶子，归队去了。
经过这么一回斗争，老大娘才真正翻了心。
1947年10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宿舍
宿舍是去年新盖的，它的名字叫“男独身”，住在这个宿舍的工人，每当打电话的时候就先说：“我是男独身。”
新的，粉刷得非常洁白的工人宿舍，非常安静，听不到小卖的叫声，孩子们的吵闹。
工人从工厂回来需要安静的睡眠，他们洗过脸，吃了饭，就急忙走回宿舍里，上到床上去，两个人一张铁床，“楼上楼下”的睡。他们绝不吵闹别人。
他们独身生活，把节余的钱锁在小柜里，很少分心的事，除去上班就是睡觉。在上班以前，自然就醒了，从容地起床，蹲在绿草前边盥洗喝茶，这种从容，在那年老的工人身上表现得更真切。这种安静的酣畅的睡眠，只能和我们的部队，在作战之前或作战之后，躺在林荫山坡上的休息互相比拟，它是一种庄严的休息。
他们多半来自农村，在紧张的工作的余暇，他们拔去窗前门边的芜草，种植上高粱和玉黍，高粱和玉黍使他们想起家乡，关切农民的生活。
住在这里的青年人，像一个学校的同学，谁有一包好茶叶，也要请同志们一块来享受。他们尊敬那些年老的工人。
中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睡醒了，他从房间里轻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电话：
“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吗？好好，没事没事！”
就赶紧把耳机放下了。
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
“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搅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
在独身的宿舍的门窗旁边，他们都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
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们精力饱满地拥挤在通向工厂的大路上，眺望着海河的晚景，和下班的同志们打着热情的招呼。
1950年7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