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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一九五○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种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以被称做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种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证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量，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种种缺点。
我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赐以教益。
1963年9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近作散文的后记
散文若干篇，是近一二年所写。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这样所写的就都是旧事、往事、琐事。所回忆的几位同志，也都是死去了的。原来，拟名之曰“川上”，意思就是“逝者如斯”。
关于自己生活的回忆，写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并没有轰轰烈烈、曲折动人的生活或战斗经历，所作所为，不过是教书写作，按实际说明就是了。
关于别人的回忆，就麻烦一些。初稿内容还多些，修改几次，就所剩无几了。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或妨于人事；
既要考虑过去，也要顾虑将来。对死者倒还简单，对生者就要周到。在写过几篇以后，我才深深领会，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为什么都是那么短，而结尾又都那么紧迫！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那么空浮飘虚。
“四人帮”当路之时，在这些同志身上，丛集了无数无稽的污蔑之辞。当这些同志，一旦得到了昭雪，有人马上转过脸来，要求写出他们的“高大形象”。
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
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所尊重的同志，都是纯朴和诚实的人。他们的心，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大门，清澈的潭水。我是可以随便走进去，也轻易就可以看清楚的。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
他们一生的经历，自然也有并不平凡之处。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艰难时代，他们都为人民刻苦地习练了一技之长。他们最后的遭际，有的是非常不幸的，史无前例的，普通人难以忍受，甚至善良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虽然死了，意识形态消失了，但并不是弱者。他们蔑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没有卖身投靠，卖友求荣。他们都是有党性原则的，有时把这一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青年时代，在艰苦岁月，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就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
在三十年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感动得流下热泪。那时我还很幼稚，很单纯，并不知征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险。鲁迅先生对死者的深沉的情感，高尚的道义，教育着我。惭愧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文字，看来我这一生一世，只能是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学习不来了。
但是，古代哲人在川上的感叹，向来被解释为：源远流长，昼夜不停，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因此，我的学习和努力，也不应该一刻停止的。
1978年6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幸存的信件序
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那时，我正在养病，又要出版几种书，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编排、校对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
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淮舟写给我的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
我写给他的这些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按照一般情况，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
现在，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作为一种礼物，给我送来，使我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在武斗期间，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过度劳累，以致流产。
我想：如果淮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交我保存，其结果就是如此。
我的家被抄若干次，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尤其严重，文字稿件都失去了。当然也剩下一些，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
那时，正值严冬，住室的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我的重病老伴，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朋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并不认识字，但她好像明白：在目前，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比如之乎者也，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
于是按照旧社会“敬惜字纸”的办法，把它们化为灰烬。
在这种非常年月，文人的生命，不如一只蝼蚁，更谈不上鱼雁的友情。烧毁朋友的函件，是理所当然，情有可原，谁也不会以为非礼的。
经过了这场动乱之后，我给朋友写信，一律改用明信片。
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信，凡是看过，先放进纸篓，过一个时期，捆绑起来，和劈柴放到一块去，准备冬天生火之用。远近知好，敬希谅察。
所以，当我见到淮舟和他的爱人，能在那些年月，保留下我的信件，就非常感动，对这些信件，也就异乎寻常的珍重。
这些信，涉及到我过去的写作生活，我原始的文艺观点。
也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现将有关我的创作者，略加订正，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1979年9月10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耕堂杂录》后记
右小书，稿分二部。书衣文录，自有序跋，可不赘。应申明者，此次印刷，是经李屏锦同志按写作年月，重新编排者。此等琐碎，竟耗他不少时间精力，应该感谢。其中《鲁迅全集》、《五代史平话》二则，皆记在一九七六年，初未注明写作年月，误植在前。因无关宏旨，今不再移动。
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