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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他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不只叫我把被包放在马上，还和我轮流乘骑。他知道同行人的清苦。
直到一九四七年，冀中文协成立，公家才给我从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是一辆光屁股破车，我视如珍宝，爱护有加，骑了二三年，进城以后才上交。
皇天后土，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
对这些文章，现在没有加任何修改。它使我回顾了一下我的青春。那是艰难困苦的青春，风雨跋涉的青春，但也是曾经有所作为，激励奋发的青春。这些文章，就是它的遗响。
1982年12月4日清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津门小集》后记
去年冬季，有几位青年同志来看我的病，谈到了写作问题，这很使我黯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
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在科学上说，这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习性。这样，在风雪天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
事实上我的兴致，还不是一下就散掉了的。总想打开一条路，重新走到艺术的园林里，作短时间的散步也好……
我对青年同志们谈了以上这些话，后来就谈到了编辑这些短文的事。在《新港》编辑部工作的冉淮舟同志，竟牺牲了春节的游息，跑到《天津日报》社把它们一一抄录了来。
这部抄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桌上，附着一封长长的热情的信。信里还说：“关于这本书，我有个建议，就是要写一个后记，谈谈深入生活、积累材料的经验……”
我好像听到了那天真的声音，也看见了那天真的面孔。我感激得无话可说。在这样一本单薄的集子后面，在这些短小的文章里面，还有什么“深入”和“积累”的经验可谈吗？
虽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他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是热情的盼望着的。但是我想：这些问题，留待我病好以后再谈吧，淮舟同志是可以原谅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只是：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供献给读者。
1962年2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十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十四日到了安平。在家住了四、五天，到蠡县找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梁斌同志，他介绍我到县城东北的刘村住下来，大概住了有半年光景。在刘村，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博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大约出了六期，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停止了。
刊物已不易见到，淮舟同志这次给我抄了一个编后记来。
时光流逝，它已是十五、六年前的逸文。大病以来，往事如烟，多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1962年8月7日夜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白洋淀之曲》后记
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者在字句上卖弄玄虚，自以为吸收了古典或综合了中外，而在有识者看来，有时文法尚且不通，米糠混在一起，这样形式的诗，也恐怕终于行之不远吧。
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因此，我在尝试了一些时候之后，就没有再写过诗。而现在保存下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七首，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我那时写的都是叙事诗，这和我当时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希望在诗里报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例如《白洋淀之曲》，就是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这样。
这都是习作，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但它们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活，因此贡献给读者。
1963年8月10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华北地区。那时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
人民的抗日情绪，是一呼百应的，奋不顾身的，排山倒海的。
这一年的秋季到冬季，可以说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在这一过程里，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以来，在华北地区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以后在农村更有了深厚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党很有远见地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
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