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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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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义工有更好的机制,这也会很有帮助。“和平工作团”是个难能可贵的方案,但是需要付出27个月,时间上有点让人望而却步,而且时间表与学年安排不一致,无法符合那些想晚一点去读研究生的学生。“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方案在有意从事公共服务的年轻人当中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但那是国内性质的。我们需要筹募资金成立“为世界而教”(国际版的“为美国而教”),好把年轻人送去国外一年,期满可以再续约。这会提供一个重要的对外援助新渠道,来支持贫穷国家的女孩教育,也能让美国青年接触到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遇到可能转变人生的契机。
    简·罗伯茨与3400万名朋友
    小布什在第一任期上任之初即宣布,美国将全数撤回原拟拨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3400万美元。许多人对此表达了不满,而加州雷德兰兹(Redlands)一名退休的法文老师简·罗伯茨(Jane Roberts)把牢骚化为了行动。她一开始向当地报纸《圣贝纳迪诺郡太阳报》(San Bernardino Sun)投了稿:布什政府决定撤回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助3400万美元这一回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好啦我知道,现在是放假期间。许多专栏作家已经发表了意见,报纸也登了评论,对此表示痛惜。好啦我知道,几天之内,死于分娩的妇女人数,比恐怖主义一年内杀死的人数还多。好啦我知道,一些小女孩的外阴正被仙人掌刺针割除。好啦我知道,这只是文化习俗的事情。
    我的同胞们,会有3400万人和我一起,每人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美国委员会”(USC ommittee for UNFPA)捐助一美元吗?就把它当做是义愤填膺的民主国家的一次义举吧。这会纠正一个严重错误……把“好啦我知道”这种事不关己的声音掩盖住。
    简有着碧蓝色的眼睛,金色的短发,穿着举止上,比如她对非洲项链和黑色平底鞋的喜好,皆有20世纪60年代的风范。目前,她在执行一项重大使命。她联络了美国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妇女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等团体来支持她。比如在看到报纸上提到国家妇女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zations)这个组织之后,她就不厌其烦地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轰炸”他们。一周后,委员会的董事会同意支持她的努力。
    简·罗伯茨。
    (图片由简·罗伯茨本人提供)
    新墨西哥州的一位名叫洛伊丝·亚伯拉罕(Lois Abraham)的奶奶跟简想法不谋而合。她看到尼可发自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专栏,里面描写了一名罹患产科瘘管的少女的悲惨遭遇,并指出小布什政府是正在阻挠帮助这种女孩的少数机构之一。洛伊丝非常愤怒,她撰写了一封倡议信,介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美国停断其经费的事情,并以此作结:如果有3400万名美国妇女每人捐一美元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能够帮助基金会继续从事它的“无价事业”,同时也将证实:提供家庭计划及生育健康服务给原本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妇女,是一项人道议题而非政治议题。
    现在,恳请各位:把一美元包在一张白纸里,再放入写上“3400万名朋友”的信封里。今天就寄出去。更重要的是:把我这封信转寄给至少十名(越多越好)可能会参与行动的朋友。
    洛伊丝随后致电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告诉工作人员她写了封倡议邮件,正在往外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向来在公众领域鲜为人知,也很少得到捐助。
    “基金会里,有些人对于这种草根运动持怀疑态度,”该机构前资深官员斯特林·斯克鲁格斯(Stirling Scruggs)回忆道,“他们认为热度大概会维持几星期,接下来那两位女士就会感到厌倦,很快整件事情就会无疾而终。没想到,一袋袋信件开始在基金会的收发室堆积起来。”
    洛伊丝和简发起的一美元钞票运动使得信件如雪片般飞来,这很快造成了一个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承诺所有资金都会用于执行方案,但是总得有人处理这些邮件。起先,职员们自告奋勇利用午餐时间拆信,接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美国委员会”的支持者也自愿来帮忙,最后联合国基金会(UN Foundation)给予补助金,好让他们雇用专人处理信件。
    大多数金钱是全国女性(以及一些男性)寄来的一美元纸钞,有些人寄来了更大的面额。“这五美元是向我生命中的女性致敬:我母亲、妻子、两个女儿和我的孙女,”一名男士写道。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洛伊丝和简彼此联系上了,最后两人合力,把运动正式化,成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3400万名朋友”(34 Million Friends of UNFP; 。34millionfriends。org)。她们展开巡回演讲,让该运动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社会保守分子发起的反对生育健康的运动,比如停止拨经费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开谴责保险套和综合性性教育、不支持“玛丽斯特普国际”等救援团体所提倡的家庭计划,等等,美国各地人民都很愤怒,他们热切地想提供实质的帮助。邮寄一美元纸钞不是万灵丹,但是非常容易做到。
    “没有人会说自己无法捐出一美元,”简指出,“我们甚至有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捐款。只要一罐汽水的花费,就能够为世界妇女问题表态。”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1及莫莉·艾文斯(Molly Ivins)2皆撰写专栏称赞简和洛伊丝及她们的运动,这使得一天的捐款有时高达2000美元。简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前往马里和塞内加尔(那是她第一次到非洲),回国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演讲和推广运动。“从那时起,我就在用生命去做,”她跟雪莉说,“我会长期跟进,好让这个目标更上层楼……每分钟有40名女性寻求不安全的堕胎——对我而言这纯粹是违反人性的罪行。”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他会重新拨发经费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这时问题来了:“3400万名朋友”运动还有必要吗?应该消失吗?当时,这个团体已经总共筹募了400万美元。然而她们看到,需求依然广泛存在,于是决定继续推行她们的运动,作为美国政府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补充。“现在,全球对于家庭计划仍有庞大的需求量,”简表示,“瘘管预防与治疗同样必不可少。世界大多数地方还承受着人口压力、环境压力和经济压力,而未来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暴力会更为严重。因此对我而言,‘3400万名朋友’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热情所在。我认为长期而言,没有什么其他目标会比这对人类、地球与和平更有贡献了。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吧!”
    
    第九章 投资于教育
    
    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
    大约20年前,我们刚结婚住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在中部贫瘠的大别山区认识了一个骨瘦如柴的13岁女孩。女孩名叫戴满珠,与父母、两兄弟和姑婆住在山坡上一间残破的木头棚屋里,从那儿走到最近的公路要两个小时。家里没有电、自来水、自行车、手表、时钟或收音机(简直是没有任何财物),而且他们还和一头猪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全家人一年只能在过年时吃到一次肉。昏暗的小屋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父亲为姑婆制作的一口棺材。“我现在还算健朗,”姑婆愉悦地解释,“但最好先作准备。”
    戴满珠的父母小学没有念完,几乎不识字。他们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没什么用处。如果女孩长大后只是天天锄田和缝补袜子,为什么还要会读书写字?小学学费一年13美元,对于仅有几张破烂纸钞的家庭来说似乎是个浪费,那笔钱大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买米。所以当戴满珠升上六年级时,家人叫她辍学。
    戴满珠矮小、清瘦,留着细长干枯的黑头发,个性羞怯内向,比13岁的普通美国青少年要矮一头。她买不起教科书,甚至连铅笔和纸张费用都无法负担,但是她是该年级的明星学生,她渴望继续上学。
    “当时我父母正生病,他们说交不起学费了,”她看着自己的脚害羞地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是老大,父母要我辍学帮忙做家务。”辍学后她还是经常跑到学校,想“蹭”一些知识。她依然梦想着成为家里第一个小学毕业生。老师们特别疼爱戴满珠,不时给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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