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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让他们认识到少女与老男人出去约会的危险，并清楚年纪较大的男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远大于男孩——之前很少有学生知道这一重要事实。
这样的警告并没有减少女孩的性活动，但她们是与同龄的男友上床，而非与年纪较大的男人。男孩们用保险套的可能性更大些——他们显然是从学校的演讲中得知少女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所以也害怕。这个简单的方案大获成功：每个学生不到1美元成本，而且只要91美元就能够防止一次怀孕事件。这也提醒我们在研发政策上需要精勤不懈地实验。保守派认定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是“婚前完全禁欲”教育，自由派把重点放在分发保险套上，但是在非洲的试验结果显示，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介入并不是这两种，这点双方都应反思。
宗教保守人士虽然反对分发保险套以及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却也通过支持和经营在非洲及亚洲最穷困地区的诊所而拯救了无数生命。当你在非洲最贫穷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旅行时，能频繁地看到外交官、联合国职员和救援组织。然而当你到了最需要协助的偏远村镇时，会发现救援人员骤然变得稀有。在偏远地区，虽然“无国界医生组织”和一些非宗教团体在英勇地从事救援工作，但是你能遇到的援助者，几乎都是传教士医生和教会资助的救援工作者。
有一次尼可飞往刚果中部时飞机出了故障，之后他决定自己开车过去。他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横穿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唯一遇到的外国人来自两个天主教布道团。其中一个布道团的神父刚死于疟疾；另一个布道团由意大利神父主持。他们分发食品和衣物，试着在内战之中维持一家诊所的运营。
同样，“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贫穷——尤其是支持印度苏妮塔的娼妓收容所。目前，全世界总计有1/4左右的艾滋病护理服务是由教会组织提供的。“在非洲大多数地区，这是健康体制的基石，”国际救援组织“关怀”的执行长海伦妮·盖尔（Helene Gayle）博士在谈到天主教运营的诊所时表示，“在一些国家，他们服务的人数，比政府医疗卫生体制服务的还多。”
此外，整体而言，地方天主教教会一向比梵蒂冈教廷更支持使用保险套。地方的神父和修女往往不理会罗马教廷，只是默默地尽力来拯救教区居民。在萨尔瓦多西南贫穷地区的松索纳特（Sonsonate），天主教医院鼓励妇女使用子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并呼吁她们使用保险套。“主教人在首都圣萨尔瓦多，从来没到过这里，”玛莎·艾莉卡·迪·雷加拉达（Martha Alica De Regalada）博士解释，“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惹上过麻烦。”她也不担心讲得这么坦白后会惹上麻烦。
传教士在一些最贫穷国家运营着不可或缺的健康及教育网络，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要是把他们的学校及诊所推广成全球运动，用来提升妇女的自主权，其效果将会非常可观。这些传教士有无价的实地经验。救援工作者及外交官们来了又去，但是传教士深耕社会，学习当地语言，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当地学校就读，有的甚至能待上一辈子。没错，有些传教士的确会虚伪或假清高。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这种人。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传教士在努力遵照社会公道及个人的道德信念来行事，就像刚果那家医院的哈珀·麦康奈尔（详见第五章）。
为贫穷国家女性争取利益的运动要成功，就得在上帝鸿沟上搭桥造路。非宗教界善心人士和宗教界善心人士应为共同目标而努力。那正是200年前废奴运动的情形。当时自由开明的自然神教论者和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团结起来，合力推翻了奴役制度。这也是激发政治意愿而使目前隐形的妇女问题登上国际议程的唯一方式。
把五旬节运动融入全球女权运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比其他信仰普及得更快，尤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现在，全欧洲做礼拜人数最多的教会，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五旬节派超大型教会。该教会于1994年由一位蒙受灵恩的尼日利亚人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elaja）成立。根据最高的估计，现在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是五旬节派教徒。这个数值可能夸大了好几倍，但是五旬节派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化是毫无疑问的。之所以这么普遍，一个原因是部分五旬节派教会表示，上帝的恩典会让信徒此生富有。有些教会也传授大同小异的信仰治疗法，或是宣称耶稣会保护信徒不受艾滋病的感染。
虽然我们对于五旬节派的发展速度有些许怀疑，但是毫无疑问，它对女性角色的转变有正面的影响。五旬节派教会通常会鼓励所有会众在礼拜仪式上发言并传道，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许多普通妇女发现自己能担任领导角色，并能在道德及宗教事务上表达立场。每逢周日，妇女会聚在一起交换意见，看看如何运用社区的力量好把误入歧途的丈夫拉回正轨。同样重要的是，五旬节派和其他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都不鼓励喝酒和通奸。要知道，男人喝酒和通奸的风气对妇女（尤其是非洲的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保守派基督教徒都在孤军奋战，他们担心（如同现代美国保守运动领袖赫尔姆斯所说）外交援助等同于“把钱丢到老鼠洞里”。但是在葛福临19、参议员布朗巴克和其他许多人的影响下，基督教福音派和其他保守基督徒开始把焦点放在艾滋病、性贩卖和贫穷等议题上。现在，美国福音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是推动人道目标和对外援助的重要力量。正因为白宫前首席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等基督教福音派的鼓励，小布什发起了打击艾滋病的总统倡议——这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相信共拯救了超过900万条性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迈克尔·霍罗威茨（Michael Horowitz）是人道目标的推动者，他广召宗教保守分子，共同支持修补产科瘘管的新方案。现在，基督教福音派与自由派的善心人士站在前线并肩作战，一起争取救援资金来解决问题。这跟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是个划时代的转变。
“以前贫穷和疾病不在我的议程上，”加州马鞍峰教会牧师、《标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作者华理克（Rick Warren）告诉我们，“我遗漏了艾滋病这种事，当时不了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后来在2003年，华理克前往南非培训牧师，发现一座帐篷里有一小群信徒在照顾25名艾滋病孤儿。“我那时才明白，他们为穷人所做的，比我们整个超大型教会还多，”他愉悦而夸张地说，“那感觉，就像一把刀插入了你的胸口。”
从那时起，华理克激励他的教会在全球68个国家打击贫穷和非正义。该教会超过7500名信徒自费到贫穷国家担任志愿者——他们一旦近距离看到贫穷现状，就想要做得更多。
许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自愿缴纳什一税（每年捐出收入的10％赞助慈善事业），此举值得自由派人士仿效。根据《全球慈善事业索引》（Index of Global Philanthropy）的估计，美国宗教组织每年捐赠54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这是美国非宗教基金会所捐助款项的两倍以上。经济学家阿瑟·布鲁克斯发现，有1/3的美国人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礼拜，相较于另外2/3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他们在“每个可以衡量的方面绝对是更为慈善的”。他表示，他们不只是捐的更多，也比较可能抽出时间担任义工。然而布鲁克斯也发现，自由派人士虽然自己没那么慷慨，但是政府若拨出经费从事人道活动，他们也比较可能去支持。
两派人士可以更加努力，确保他们的慈善捐款确实帮助了穷人。保守基督徒非常慷慨地捐助人道事业，但是很大一部分的捐款是用来兴建宏伟教堂的。同样，自由派的捐款往往流向了精英大学或交响乐团。这些目标也许是良好的，但不是人道方面的。希望能够看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皆扩大捐助范围，好让更多经费真正用在帮助贫民上。
如果义工有更好的机制，这也会很有帮助。“和平工作团”是个难能可贵的方案，但是需要付出27个月，时间上有点让人望而却步，而且时间表与学年安排不一致，无法符合那些想晚一点去读研究生的学生。“为美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