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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孔子不喝盗泉水，曾子不进胜母巷，是为了避开邪恶，远离污秽，由于这两个名字取得不合礼义，怕因此玷污了自己的名声。盗泉、胜母只有空名，孔子、曾子就以它为耻；佛肸有罪恶事实，而孔子却想去他那里。不喝盗泉水是对的，那么想见佛肸就不对了。孔子说过“不合道义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像浮云一样。”现在却要违背道义去享受篡权叛乱者的俸禄，难道是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说错了吗？或许是孔子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即使是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子路责难他，就应该说“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不该说“为了食俸禄”。只有随机应变来推行政治主张，而没有随机应变来找饭吃的。“我难道是匏瓜！怎么能挂着不吃饭呢？”孔子用匏瓜自比，是说人应当做官食俸禄。说“我不是匏瓜，不能挂着不吃饭”，这是反驳子路的。其实，孔子这话，并不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子路责难孔子，哪里是说孔子不该做官呢？是说应该选择好的国家去做官。孔子自比匏瓜，是想到哪里找饭吃呢？再说，孔子这话，是何等卑鄙！怎么能说他自己做官是为了找饭吃呢？君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匏瓜挂着不吃饭，也跟人闲着不做官一样。反驳子路可以说：“我难道是匏瓜，要挂着不做官？”现在却说“挂着不吃饭”，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只是为了找饭吃。人做官，主要是贪图俸禄，按礼义的话来说，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就像人娶妻，主要是为了情欲，照礼义的说法，是为了供养双亲。做官直说是为了吃饭，娶妻能直说是为了情欲吗？孔子的话，说出了实情，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不借用礼义的名义来掩饰，这是个庸俗的人，而不个君子。儒者说孔子周游列国想接受聘请没有成功，担心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这违背了孔子的真情实意。
【原文】
28·57公山弗扰以费畔（1），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2），何必公山氏之之也（3）。”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4）？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5）！”为东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于公山，求食于佛肸，孔子之言无定趋也（6）。言无定趋，则行无常务矣（7）。周流不用，岂独有以乎（8）？
【注释】
（1）公山弗扰：字子泄，又叫公山不狃（ni（扭）。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氏家臣，费邑宰。公元前502年，他与阳货共谋反叛季氏，失败后逃往齐国。
（2）末：无，没有。如：往，到。
（3）之：前一个“之”是语助词，后一个“之”作“往”讲。
（4）徒：徒然。
（5）以上事参见《论语·阳货》。
（6）趋：趋向，方向。这里作准则讲。
（7）务：追求，目标。
（8）以：缘故，原因。
【译文】
公山弗扰在费邑反叛季氏，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没有去的地方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孔子说：“招聘我去，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吗？如果用我，我要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山、佛肸都是叛乱的人，在公山那里想推行政治主张，在佛肸那里只想找饭吃，孔子的话没有一定准则。说话没有一定准则，那么行为就会没有固定的目标。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
【原文】
28·58阳货欲见之（1），不见；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浊也！公山不扰与阳虎俱畔，执季桓子（2），二人同恶（3），呼召礼等，独对公山，不见阳虎，岂公山尚可，阳虎不可乎？子路难公山之名（4），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恶之状也。
【注释】
（1）阳货：名虎，字货。春秋时鲁国季孙氏家臣，掌握着季孙氏的家政。后来与公山弗扰共谋杀害季桓子，失败后逃往齐国。据《论语·阳货》记载：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肯去，就送给他一头小猪，迫使孔子回拜他。孔子故意选择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在路上碰见了阳货。阳货招呼他，劝他出来做官，孔子当时表示愿意（但后来没有去）。
（2）公山不扰：即公山弗扰。执：捉拿，逮捕。这里是拘禁，扣押的意思。季桓子：季孙斯，春秋时鲁国大夫，掌握着鲁国大权。以上两事分别参见《左传·定公五年》、《左传·定公八年》。
（3）同恶：疑“恶同”之误倒。下文“礼等”与之对文，可证。
（4）名：章录杨校宋本作“召”，可从。
【译文】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想喊孔子做官，孔子不做，何等清高啊！公山、佛肸招聘孔子，孔子却想去，又何等污浊啊！公山弗扰和阳虎一起背叛季孙氏，囚禁了季桓子，两人罪恶一样，召请孔子的礼节相同，孔子只见公山，不见阳虎，难道公山还能合作，阳虎不能吗？那么子路反对公山的招聘，孔子就应该用公山比佛肸强，不太坏，来作辩解。
非韩篇第二九
【题解】
本篇王充指责了韩非“明法尚功”的思想，所以把篇名称作“非韩”。
韩非主张“明法尚功”，强调“耕战”，于是非儒，把儒生比成蛀虫。
王充认为，法度固然重要，礼义更为重要，儒生是维护礼义的堤防，而礼义是治国的纲纪，“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因此他认为韩非的这一政治主张不足以“养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而以“顺民之意（征服人心）”的“德”为根本的政治主张。所谓“养德”，就是“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就是注重儒生，因为他们能用礼义使“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所谓“养力”，就是“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就是注重武力，因为它可以使“犯德者畏兵而却”，使反对者受到摧毁。若果二者都能做到便德力具足，“外以德自力，内以力自备”。这样看来，王充的这一政治主张，实际是汉宣帝说的杂以霸王之道的汉家制度。
【原文】
29·1韩子之术（1），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2），任刑用诛。故其论儒也，谓之“不耕而食”，比之于蠹（3）。论有益与无益也，比之于鹿、马（4）。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鹿无益，马有用也。儒者犹鹿，有用之吏犹马也。
【注释】
（1）韩子：即韩非。术：学说，思想。这里指政治主张。
（2）责：要求。这里作讲求解。
（3）蠹（d）杜）：蛀虫。比之于一蠹：韩非注重耕战，在《韩非子·五蠹》中，他把不事耕战的儒家，高谈阔论的纵横家，游侠刺客，逃避兵役者，投机工商业者，称为“五蠹”。并把儒家列在“五蠹”之首。
（4）比之于鹿、马：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有人叫如耳，游说卫国君主卫嗣公。卫嗣公很高兴，但不用他为相。左右的问卫公为什么，卫公则说，马长得像鹿值千金，有百金之马，而无千金之鹿，因为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如耳虽然才高，意在大国，不会诚心为卫国出力，所以不任用他为相。
【译文】
韩非的政治主张，是明确法令尊重功绩。即使是贤人，对国家没有好处也不能给予赏赐；即使不是贤人，只要他对国家治理没有害处也不能施予惩罚。讲求功绩注重赏赐，使用刑惩。所以他评论儒家，说他们是“不耕种就享受”，把他们比喻成一种蛀虫。在评论儒家有益无益的时候，又把他们比喻成鹿和马。马像鹿的值千金，天下有值千金的马，没有值千金的鹿，因为鹿没有用，而马有用。儒者像鹿一样，有用的官吏像马一样。
【原文】
29·2夫韩子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韩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将听其言也。加冠于首而立于朝，受无益之服（1），增无益之仕（2），言与服相违，行与术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烦劳人体，无益于人身，莫过跪拜。使韩子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3），未必有贼于身体也。然须拜谒以尊亲者，礼义至重，不可失也。故礼义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