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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晳子说得对。”梁启超很佩服杨度对掌故的熟悉。“当前国家多事，急需治兵御侮、实业理财之人，但朝廷却以诗文楷法取士，怎能得到应变救时之才呢？同时，朝廷取士，乃为万民立人才之标准，若不改变取士途径，天下读书人仍像过去一样以记诵圣人片言只语为手段，以空虚无用之起承转合为要务，对外不知兵事，对内不察民情，强国无方，富民无术，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强邻，便只有割地赔款的能耐，再无臣服夷狄的本事了，这国家不就亡在眼前吗？”
众皆点头，面容肃然。
“南海先生将于明春在京师成立保国会，向京师官绅士民大声疾呼亡国亡种之危险迫在眉睫，非群起而保卫不可。”
“这是爱国的壮举，最好邀请一些王公大臣参加，作用就更大。”熊希龄插话。他是新翰林，已进入官场，考虑问题的角度容易转向上层。
“我看不必要。”出身下层的刘揆一说，“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些昏庸无用之辈，国家强不强，他们从不去考虑，只要自己的官位爵位能保住就行了。我看关键是要动员一批有志气的年轻士人，国家的前途在他们的身上。”
“秉三和霖生的话都有道理。我为南海先生当助手，既去联络王公大臣，也去动员年轻士子，只要这两部分人感奋起来，中国就可以保了。”梁启超说话之间，颇有点踌躇满志的味道。
“梁先生，时务学堂刚搭起个架子，你就要离开湖南，真可惜，能不能晚点去呢？”唐才常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挽留的姿态。
“本来可以晚一点离湘，但我还要到上海去一趟。夏天在上海与汪康年办时务报，里面还有一点小纠纷，我得去料理下。”梁启超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时务学堂，赖诸君的努力，已打开局面，我离开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龚瑟人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已打开，我的事情便基本完成。依我看，湖南今后应办的事情主要有三件。”
“哪三件？”谭嗣同问。
“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皆举，则于全省之事譬若握裘挈领了。”
大家都点头。
梁启超继续说：“开此三智，在朝廷而言，则为大变科举，废八股而专试策论。在地方上则为大办学堂，不但省城办，州县也要办，都要办成我们时务学堂这个样子。过两天我要向抚台大人建议，从各州各县挑选三至五个有学问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士人，分批来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专设一个这样的班对他们加以培训，培训半年，让他们回去在自己的州县也办个小时务学堂。贵省的大政治家曾文正公生前曾有志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撒到各地去，让他们在各地培养好的风气。曾文正公的眼光很远大，可惜天不假年，没有办成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曾氏乡人，在培养创办开明学堂种子这件事上，实现文正公的遗愿。”
众皆报之以掌声。
梁启超说得更起劲：“贵省是一个文化渊源长远，人才层出不穷的地方。周濂溪创立的理学，惠泽我中华民族达千年之久；王船山博大精深，船山学说实为集儒家学说之大成；更兼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一批三湘子弟，经世致用，拯危扶难，为天下读书人挣足了风采。启超自懂事起，就向往这块地灵人杰之乡，这次能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结识了在座诸位，实为三生有幸。”
谭嗣同起身举杯，说：“卓如先生说得好，我们为他的这番深情浮一大白。”
“好！”众人均一饮而尽。
熊希龄说：“贵省地处海疆，得风气之先，哺育了南海先生这位当今圣人，也造就了卓如先生这样的大才。”
“称我为大才不敢当，南海先生倒的确是个圣人。”梁启超面色庄重地说，“南海先生学贯中西，识通古今，最了不起的是他能从《 春秋公羊传 》中悟出了孔夫子原来是个最早最伟大的改革家。孔夫子的通三统、张三世的思想，两千年来一直如宝珠沉沙，不为世人所识，南海先生重新把这颗明珠挖出来，告诉国人，据乱之世已到尾声，升平之世即将来临，太平之世也将为期不远了。”
粱启超说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他挥起右手，俨然公车上书时涕泣演说的模样。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杨度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康南海学问渊博，的确令我辈佩服，不过，通三统，张三世，乃东汉人何休的观点，并不是孔夫子提出的，为什么康南海硬要把它扯到孔子的身上呢？”
代懿也说：“是的，家父也就此事多次批评过南海先生。”
梁启超笑了笑，说：“孔子虽然没有明说过三统三世的话，但他的实质正是何休所解释的。南海先生指出这是孔子的思想，并不错，何必要拘泥于字面呢？”
谭嗣同接言：“南海先生的学说遭人诘难的不少，其实许多人并没有仔细读过他的书，只因他的书名起得诡异，便竞相指责。好比《 新学伪经考 》，若改名为《 旧学真经考 》，则人将倾服惟恐不及，哪里还敢诋毁。”
眼见杨度还想据理辩驳，熊希龄忙岔开话题：“卓如先生刚才说的办学堂开智识，的确是很有见地的主张。我再请问一下卓如先生，你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
“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君权盛而民权衰。”梁启超不假思考地回答。
杨度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但他素日思考得并不多，便说：“请言其详。”
梁启超侃侃而谈：“中国历来只有君主而无民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所为者一家一姓；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所为者民众百姓也。从秦汉以来，都把江山社稷看成是皇帝一家的私产。这样的皇帝，说穿了，不是圣上，而是民贼！真正的圣上，在中国没有，全世界也很少，近世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才是真正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国家事，本是众人之事，国家要强盛，就非要众人共负起责任不可，而责任与权利是密切联系的。眼下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实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故争民权，行民主，乃今时救国之善图，而欲达此目的，非维新变法不可！”
“卓如这话说得好！”谭嗣同放下酒杯，从容地说，“中国政治之坏，根本一点就是颠倒了君民之间的关系。其实生民之初，并无君，皆为民，后世举一民为君，才有君产生，故君为末，民为本。孔夫子一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位，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著《 春秋 》，主要是为了反对君本位而倡民本位的。孔子死后，其学分为两支。一支由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子畅言民主之理论以继孔子之志。一支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子痛诋君主否定君权。但后来这两支都失传了，荀况乘机而起，鼓吹法后王尊君位，遂使秦以后历代君主用这种假冒的孔学去行其奸。南海先生的功德，就在于恢复孔学的本来面目。”
“复生兄刚才这番追根寻源最是有道理。”唐才常说，“总之一句话，今日救中国，舍维新变法，则别无出路！”
刘揆一也说：“各位先生都说得很对，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而且要大变，小变还不起作用。”
“诸位仁兄！”谭嗣同解开皮袍，卷起袖管，霍地站起，朗声说，“中国若不维新变法，外则亡于强虏，内则亡于奸吏，亡国灭种，只在旦夕之间耳。我堂堂炎黄子孙，凛凛七尺男儿，眼见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能袖手旁观吗？能只为妻子儿女苟全一身吗？能不奋发而起，拼却一死救亡图存吗？”
“不能！”七个热血男儿一齐霍然站起。
“卓如，你到京师后，立即襄助南海先生把保国会建起来，只要北京的保国会一成立，我立即变卖浏阳老家的五百亩良田，在湖南成立保国分会，与你们遥相呼应！”
梁启超紧紧握住谭嗣同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复生兄！”
谭嗣同举起酒杯，大声说：“天下者，民众之天下；国家者，民众之国家。诸君，别看我们今天只是时务学堂的一群书生，来日我们都要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对着苍天神明起誓：我们八个人，不论日后抱何种政治观念，也不论是从政，治军，还是为学，一，要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不息；二，无论是谁，只要他的行为利国利民，其他人都要尽力支持；三，需要的时候，不惜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