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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饭钵上用钢锯做上“缺”为记号：一个缺的是姐姐的，两个缺的是我的，三、四个缺的分别是两个妹妹的。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平时饭量大，劳动力气大。因此，在我的家乡，吃饭多的人，不会被人看不起的。1974年，当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劳动，在夏收夏种和春耕、秋收这三个农忙季节，人们经常在田间一起吃午饭，我的饭量是人们的两倍，而我的劳动工分是三至四个普通人的总和，父老乡亲总是以赞许的目光看着我的吃和干，他们对我的吃饭和劳动一样满意。
然而，家乡父老通过吃饭品出的门道，出了村门就不见得好使了。
1978年冬，我怀揣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介绍信，以广东省银行学校学员的身份来到顺德县均安镇展开《银行会计》课程实习。出了校门的新鲜感让我舒心快乐自然不在话下，在当时，顺德作为广东经济作物区的生活条件也是广州所没有的。当时，在顺德均安只要花上三两粮票三角钱吃上的一顿饭，就能有一盘菜加上一条手掌般粗大的鱼，外加一盆饭。这样，任你生就一个硕大无比的牛肚，也能管你一个饱。
单位每天供应两顿饭：早、午饭是上午10点，晚饭是下午4点。三个月下来，你看我养成什么样子：那真是——脸有多长，也就有多宽的“国字面”。当时，大家利用到顺德县城大良镇集中汇报的机会，照了一张集体相，现在端详起来还倍感幸福。那相貌真像京剧《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员郭建光感激地埋怨沙奶奶时唱的：胖得“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把敌杀！”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我的心情愉快自是不必说了。而工作上也是高强度的，一个月平均下来，单位每天1060笔的业务量，也是广东金融系统所不多见的。
有一天，与县农业银行均安营业所一起合署办公的均安信用社的同志，除出纳外全都下乡了，到晚上四点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回来。我们两个同学在打饭时，炊事员做好饭后已经下班回家去了，饭菜都由自己舀。我们发现饭堂里仍摆放着不少饭菜。一边十分高兴，一边又很担心。高兴的是：今晚能随自己所愿，要吃什么、吃什么，要吃多少、吃多少；担心的是：撑破了肚子也不是好玩的，还要听别人的笑话呢。想归想，事情还是干出来了：我们都按自己的心愿，满满地盛了一盆饭，夹了一条鱼，要了两勺莲藕，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当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问同学：“怎么样？饱了吗？”
同学边吃边回答说：“差不多了，你呢？”
我说：“我也是。”
吃完晚饭后，我们照例在镇上溜达一圈，算是“饭后百步走”。接下来，仍按往常的工作秩序，开始上晚班做银行会计员的记帐工作了。
到了晚上六点多钟，信用社的下乡员工陆续回来，先回来的也是自己打饭，吃完了饭就打扑克牌去了。最后回来的是营业所的农金员和一个大大咧咧的信用社干部。后者到饭堂一看，饭没有了，就高声喊道：“谁把我的饭吃掉了？”嘴上还咕哝了几句土话。
平心而论，当时我到白话区生活还不到一年，白话尚且不过关，所以有一些话我根本没有听懂，而顺德乡下的土话就更难懂了。譬如，普通话问：“你吃了饭没有？”广州话叫：“勒食作没？”而顺德乡村土话叫：“勒嘿作姆？”所以，他讲了什么我没有听懂。只见他拿起笔，在饭牌登记栏里记了两个圆圈。
我是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我们自己去记饭牌圆圈，才发现昨天晚上那两个饭牌圆圈记在我们两个同学的名下，那意思是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吃了两顿晚饭。我们暗自哭笑不得。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经常分析自己过错而又愿意坦承自己不是的人。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有客人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劝客人吃饱、喝好，并喜欢适时提醒客人：“如果在家里没有吃饱，自己要出去买馒头、面包的话，商店可能已经关门。”再就是，不无诙谐地谈起两个饭牌圆圈的故事。这时，人们总是一边笑容可掬地听着我讲，一边客气地夹菜吃饭。
应该指出，我对早年曾经学习、工作过的顺德、南海、江门、新会和广州有着美好的记忆，我也留恋这些我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近二十年来，我曾经多次路经均安、容奇、棠下等乡镇，每次看到这些熟悉的水乡景象、看着新建的一栋栋高楼，一种好似回到家乡的奇妙感觉就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弟兄们冲啊！我撒泡尿就来！”
更新时间2008…7…12 8：48：16 字数：363
我们家乡在北伐战争时期出了一个营长，据说打仗非常勇敢，但他勇敢的事迹已无从查考，留在人间的只有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冲锋时右手高举驳壳枪，高喊：“弟兄们冲啊！我撒泡尿就来！”
别看他这句话，土到不能再土，却颇能感染部下的战斗豪情。他的弟兄都觉得为这样的营长卖命值得，有幸福感，把握得住长官的脉搏，故使部队战斗力很强，因而经常打胜仗。
北伐打了胜仗后，他的文书欺负他不认识字，在战功报告上把文书自己写成英勇指挥取得胜利的组织者，而营长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撒尿去了。叫营长按手印呈报，营长不知就里，痛快地按了手印呈报上去。这个文书因此当了大官，直到共和国成立后仍作为北伐有功者入选省政协委员。而营长还是营长，在建国之初因符合“旧政权军、政、警、宪”中的“军的连长以上为历史反革命”的条件而被枪毙。
“桂花酒不用粮票，而米酒要粮票”
更新时间2008…7…12 8：49：17 字数：1969
镇上有一家姓蔡的人家，据说是早年逃荒从潮汕地区迁来的，他家有个儿子名叫蔡耀东，是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这孩子在同龄人中长得不算高，但显得十分机灵，读起书来老是漫不经心，但总是能达到中上水平，因此，虽然得不到老师的特别喜欢，但也不至于令老师讨厌。
196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已经有点要应付时事了。这年冬天，天气比较冷。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拿了一个火丛（用木炭起着火用于取暖的手提竹笼），又抓了两把生胡豆就上学了。
到了学校他就忙开了：将胡豆放在火丛上烤，直听到一阵“毕毕、剥剥”响声后就拿来和同学们一起吃。同学们也乐得其成，因此他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中心小学有12个老师，其中六个是由国家发工资的公办老师，另六个是国家每月补贴五元钱，另外由生产大队记半个劳动力工分的民办教师。这种民办教师，在外人眼中是老师，但在自己心里是半工半教，一有空闲时间就要回到家里干农活，一到上课时间就匆匆捧上书本授课，至于备课呀，批改作业什么的，是很少的。因此，教学质量就很难说好了。蔡耀东的数学老师是公办老师，语文老师则是民办老师。虽然在那个时期学校对老师的教学成绩考核得少，但老师的水平在学生和家长的印象中如何，仍然是该老师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
这两个老师对蔡耀东都是有教训的。
数学老师的教训是：有一天，老师有点卖弄才华地超前讲述：“几何三角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的故事，临近尾声，数学老师问道：“哪位同学知道X＋Y等于多少吗？”
这时，蔡耀东同学立即举起了右手，老师很高兴地叫他起来回答。只见他嘴里一边吃着胡豆，一边说：“老师，你能否告诉我：一个人加一条狗等于多少个人吗？”
这时，课堂上哄然大笑，老师怔怔地站在课堂上说不出话来，不多时，脸蛋红得跟关公似的，久久下不来讲台。
你别看蔡耀东调皮，学习漫不经心，就以为他无心向学。不是的，实际上他每天晚上在做完了作业以后，都会预习课文，碰到他不懂的都会当作重点问题在书上做上记号，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特别留意。有一天，担任语文老师的民办教师刚从地里劳动回到学校，匆匆赶到课堂，拿起书本就照本宣科地读着语文课本中《祖国山河多美丽》一文，课文中有“极目远眺”一词，这“眺”是生字。老师不经意地读成“极目远兆”，坐在老师讲台下面第二排的蔡耀东，也不举手，说道：“老师，这个字好像不是读‘兆’，应该读‘跳’的发音。”
这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