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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因而可以说，成了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③
《春秋》卓越地贯通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容。孟子早已说过，他相
信孔子在编订这部编年史时把支配万物的上天的准则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进
程。④由于董仲舒，孔子博得了处于历史中心的圣人——素王——的位置，他
从这些不变的准则出发，以微而婉的方式简洁地表达了对人们的行为的褒
贬。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关乎对他们的品质的评判，这一点很可能给当
时的统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汉武帝为什么赞成董仲舒的建议，并因而决定提倡由儒家传下来的传
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如我们所知，已经有了朝廷礼仪的传统，
同时朝廷上还有了叔孙通和其他儒生所引进的别的礼仪，尤其是宗教仪式。
但是，追溯到周代创建者的主要礼仪是在武帝统治下恢复的。和宗教仪式及
朝廷礼仪有密切关系的是行政领域。儒家在这个方面也有长期传统，所以很
自然，在振兴他们学派传下来的周代早期制度中，他们又将起领导作用。
但是，不论在礼仪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主要地把他
们当作先王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当作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的代
表人物。这个事实也可以从汉王朝历史所记载的著名的秘府藏书目录中看出
来。六艺——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古典传统——作为独立的类目居于目录之
首。在这之后才是各“家”的类目，诸家之中为首的是儒家。①
其次，汉武帝面临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补充官员的问题。他召集 １００ 多
名官员，要求他们就好人政府的原则向他提出建议，这已经表明了他解决这
个问题的意图。但是，在董仲舒的影响下，他又前进了一步。公元前 １３６ 年，
他改变官方任命博士的制度，只给五种主要经典（《易》、《诗》、《书》、
《礼》和《春秋》）设立教职。每一种很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博士，但是即使
这样，比起传统的 ７２ 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 １２４ 年，也是在董仲
舒的鼓动下，武帝设立太学，这是一所皇家学院，常额为 ５０ 名的弟子在这里
由博士加以培训。②在学习结束时，他们要经过一次考试，很可能要用与国事
① 《汉书》卷五六，第 2523 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 59 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六艺与前面注 1《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② 《汉书》卷三十，第 1723 页；卷八八，第 2589 以下各页。
③ 张朝孙（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 1 卷，第 98 页。
④ 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 2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 1703—1715 页。
② 《汉书》卷六，第 159、171—17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2、54 页）；卷十九上，
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体书写。这些办法构成了著名的科举考试的开端；
这种考试制度在长时期内将是补充上层文官的手段。
第 726 页；卷八八，第 3620 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 15 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由于法定的课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经》，许多有抱负的学者的注意力
便逐渐集中于这些经书。于是开始了儒家历史中的另一篇章：对每一种经书
的各种不同解说的传统逐渐确立。这是汉代儒家各派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
它们应当更确切地被称为经学研究的诸学派。
关于《诗经》，已经有了并行的齐、鲁、韩三派，它们与早期的地域性
学习中心相当。①这些传统已经于武帝之前得到朝廷的认可，朝廷也已经任命
博士对它们进行阐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细微的经文交易和不同的注
疏。②其他经书还没有不同的学派传统，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宣帝（公
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在位）时有 ８ 个另外的学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平帝（公元
前 １ 年—公元 ６ 年在位）时，学派及其在太学的正式代表的总数增加到了 ２１
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
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
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
——公元前 ５１ 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
派的参与者可能达 ２３ 人。③其结果是博士的人数增加了。不但太学的教师逐
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 ５０ 人增加到公元前 ８ 年的 ３０００ 人，
甚至在东汉顺帝（１２５—１４４ 年在位）统治时达到 ３ 万人。④正如班固所评论
的：之所以如此，“盖利禄之路然也。”⑤
注解
从汉代以前传留下来的各种注释，已经显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区——特
别是齐和鲁——的传统相联系的差异。当《五经》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
提高了地位时，不同传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释的体系，以使他们
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使他们免受对手的攻击。结果产生了对经书的一种新型
解说，叫做“章句”。到这时为止，各学派传下并保存了“传”和“训诂”。
但是，特别是由于石渠阁议，保护他们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经师们做出广泛
的注疏并查究经文的最微小的细节。
这种“章句”方法的最早迹象可见之于《书经》的博士和专家夏侯建的
传记中，他“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
饰说”。他为此而受其师夏侯胜的非议，夏侯胜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
碎大道”。①按照这种方法有的人写出了篇幅巨大的解说，据传有人对《书经》
① 关于“韩”，见前第 1 章注 37。
② 《汉书》卷八八，第 3593 页以下；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华：《〈诗经〉译注》（坎布里奇，1952），
第 1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三六，第 1929 页；卷七一，第 3047 页；卷八八，第 3590 页以下；又见张朝孙（音）：《白
虎通》第 1 卷，第 91—93 页。
④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 1 卷，第 88 页。
⑤ 《汉书》卷八八，第 3620 页。
① 《汉书》卷七五，第 3159 页。也见饯穆有关这一经书的评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 201 页以下。
的第一句就写了两万字。②班固的评语是很有特点的，他说：③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语出孔子〕，④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
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
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试图创立和维护经书的各种学派传统中，学者们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经文的正确传授，一是正确的注释。我们将首先讨论后一问题。如我们
在论及董仲舒时所已经看到的那样，产生了一种依据特别是在驺衍学派中发
展起来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念来解释古代经书的倾向。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
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①这意味着将以一种秘教的方式解
释《五经》，即企图为所有时代揭示其真正含意。因为经书不是由于历史价
值而受到推崇，如其分类的名称“经”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为人类
安排其生活和为统治者统治其人民提供标准”的经典。②
这种秘教的倾向集中表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辨识形势朕兆”的努力方
面。董仲舒本人是这种解释一切天变灾异的作法的坚定信仰者。整体论的宇
宙观认为人被嵌入宇宙物力学之中；这种宇宙观试图决定自然现象和人的行
为之间的关系。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学问，任何可能关系到理解宇宙力
量与人世互相影响的事件和自然现象，它都要予以解释和分类。作为显著的
例子，这种学问保存在《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记载奇异朕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