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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字眼儿深奥，我是不会明白，不过我觉得，饭来张口的人吃完了反咬一口也不算什么能耐。
那好，今后也就不用你再费心了。
好啦，别说啦。
吵了又求，求了再吵，经过几度反复以后，他终于提早回到了学校里，在乔治亚餐厅找了个洗碟子的活儿，开学以后还是照样的干。调解的活动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三年来妈妈第一次来到了波士顿；后来双方终于勉强达成了停战。他有时候写封信回家，但是决不收受家里的一分钱，三年级这一年他干得可是够辛苦的：在学校里募集杂志订户、向新同学推销洗衣作的包月券，到了周末打些零工，不洗碟子的话就在饭馆里跑跑堂。这些活儿他哪样也不爱，不过他发现自己已经起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力量的源泉。他从此就再也没有认真起过向父母要钱的念头。一年熬下来，他觉得自己老练了，坚强了，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许爸爸的倔强劲儿也遗传给我了吧。一个人最贴心的感受、起主导作用的心理，往往是很难解释的。他在真空中生活了十八年，腻味了年轻人那一套典型的、独特的向往和追求，来到了大学这个新的天地，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他花了两年工夫吸取滋养，脱去外壳，伸出触角。内心，也起了一种连自己都始终摸不清楚的变化。跟父亲无意中发生了口角，结果却发展成了造反，看来似乎是过了头，不过他知道这是客观存在的种种因素的必然结果——尽管这里边有些事情他早已连印象都没了。
老朋友都还能见到，都还挺要好，不过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使他感到留恋了。每天在饭馆里跑堂，在图书馆当差，给忙于交际的花花公子补课，忙忙碌碌之中滋长起了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吵来吵去，吵出了这些事来，每天的时间表排得紧紧的，不能不照着办。’他很少到杂志社去了，有时听听课也会焦躁起来。
对曼来说。“七”这个数字是意味深长的。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就度过了七年，你们还不妨回想一下，作者不惜笔墨着重写的，是其中头七天的事。书中主要人物的名姓，多半又是七个字母的：卡斯托普，克劳迪阿，约阿希姆，连泽膝布里尼也符合这一条，因为这个姓氏的词根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就是七。
大家笔记记得飞快，恭恭敬敬照单全收。先生——侯恩却发问了——访问研究这些又有什么价值呢？恕我直说吧，这部小说我认为本身就写得浮夸可厌，这套所谓带“七”的理论，我觉得更是德国人爱指手划脚教训别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把心血来潮的一通奇想敷衍成篇，名为评论而实际不过是些形形色色的噱头，在他们也许算是艺术欣赏吧，可我听了半天却一点也欣赏不起来。
他的话在班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也挑起了一场斯文的讨论，讲课老师客客气气地最后说了几句，总算把课又讲了下去，不过侯恩的焦躁心理于此也就可见一斑了。要是在去年的话，他就怎么也不会起来说这一番话了。
他还过了个“政治蜜月”，时间只有一个月。他看了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加入了约翰·里德协会，却老是跟协会里那班会员争辩不休。
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能把工团主义者说得那样坏，他们在西班牙也做了些工作，做得满不错嘛，如果有关各方彼此不能进一步加强合作……
＇正文 第73节＇
侯恩，这里边涉及的一些问题你不了解。我们和工团主义者之间的深刻的政治对立，是由来已久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当口让一个跟我们水火不相容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来混淆群众的视听，是再没有更不合时宜的了。你如果肯用点心思研究一下革命的历史，你就会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困难时刻因贪图享受而造成政治上堕落的事是有过先例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还有一套封建帮规，其头子往往都是些恐怖主义分子。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人称“老头子”的马赫诺一九一九年的所作所为呢？你可知道连克鲁泡特金都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手段十分反感，所以他就不主张革命了？
那我们在西班牙打的仗难道就可以输掉不成？
假如打赢的是我们的异己分子，到头来还是同苏联步调不一致，那又有什么好呢？眼下欧洲的法西斯势力这样咄咄逼人，你倒说说看，他们又能支持多久呢？我没有那样的远见，说不上来。他四下环顾了一眼，这天宿舍里总共来了七个会员，一大片坐在长沙发上，地板上，和两张破椅子上。我觉得，做事总应该首先考虑当前如何最为有利，其他的问题将来再操心也不迟嘛。
这是资产阶级的为人之道，侯恩。这种为人之道在中产阶级社会里除了会养成苟且因循的习性以外，一般倒还没有太大的危害，可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讲究为人之道的人，往往就利用这种所谓为人之道来达到其他目的。
后来，开完会以后，协会主席就在麦克布拉德咖啡馆跟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话，对方那张本来就很严肃的猫头鹰脸，今天越发显得有点阴沉了。侯恩，你是我介绍入会的，我不能瞒你，我检查了自己，我现在认识到自己还有向上爬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作怪，我一想到自己没有能把书念完，对你出身的阶级还是感到有些羡慕的，不过现在我不能不请你退会了，因为从你的成长过程来看，在你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是给不了你什么教育的。
我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阿尔。
这话说得很是，罗伯特。你反抗虚假的现存社会体制，不过这种反抗是不明确的。你遇事总要求十全十美，你是个资产阶级空想家，所以你不能作为依靠对象。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不信任，不有点背时了吗？
不能这么说，罗伯特。这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的，百年来的经验证明了他的所见之英明。一个人接近党如果是出于主观上也即是思想上的原因，那么一旦原先对他起了推动作用的那种心理状态改变以后，他势必又会撒手而去。只有每日每时受到经济上的剥削、给压得抬不起头来而来找党的人，才能成为可靠的共产党人。你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无愁无虑，缺少应有的体验。
那我就退出了吧，阿尔。我们今后可还是朋友哦。
那当然。他们不大自然地握了握手，就分手了。我检查了自己，我现在认识到自己还有向上爬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作怪。多无聊的家伙——侯恩心想。他觉得好笑，也有点鄙夷。走过一家铺子的橱窗时，他瞅了瞅自己的身影，端详了一下自己黑黑的头发，扁扁的鹰爪鼻子。看我哪象个中西部人家的子弟，分明象个犹太小子。我要是长了一头金发，阿尔才真得检查检查自己呢。
可是这里边还有别的因素。你遇事总要求十全十美。那倒难说——不，不见得吧，我大概还不至于这样苛求吧。
读大四那年他又多了件事儿干了，他参加了文学院的橄榄球赛，狂兴大发，打了个痛快。有一场球真叫他永生难忘。对方一个带球球员刚在人墙中冲开了一个缺口，前面又遇到了阻挡过不去，就在他木头一样直挺挺站在那儿无计可施的一瞬间，侯恩扑上去把他绊翻在地。他这一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致使对方膝头都扭伤了，只能抬下场去，侯恩却还跟在后面叨叨不休。
你不碍事吧，隆尼？
设事，没事。你这一扑真不含糊，侯恩。
我很难过。不过他心里明自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他当时看出对方带着球无路可跑，只有等着挨打的份儿，内心分明是一阵得意，乐得心花怒放。后来他虽然被选进了学院的代表队，却已经连聊以解嘲的兴致都没了。
他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他搞上了特沃尔夫街的一个嫩丫头，弄得尽人皆知，心里都酸溜溜的。刚人学时跟他同住一个寝室的那位（如今已经进了“谈谈社”了）介绍他认识了一批朋友，他跟其中有些人居然也过从甚密了，入学四年之后到今天他才接到一份姗姗来迟的请帖，请他去参加布拉特尔楼的一个舞会。
光棍来宾都一字儿靠在墙上，有口无心地聊着天儿，看见舞池里有相识的姑娘，或者有相识带来的姑娘，便瞅准机会抢上去请她跳上一支舞。侯恩抽了两支烟，感到很腻味，便从一个高个儿金发花花公子手里截下了一位小巧的金发女郎，请她跳支舞。
总要找些话说吧：
你叫贝蒂·卡尔登吧，你在哪儿上学呀？
我呀，在露西女士的女学堂。
哦。那改不掉的野性子又发作了。难道露西女士领教训过你们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