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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一旦松开，他怀疑自己刚刚真的已睡着。绳子一旦松开，他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他刺他。好像空气里有无数针尖，好像空气被压缩，通过一种极细极密的筛网刺向他。
有人在他背后按住他，手抓在他肩胛上。另外有几个人在忙碌，他们搬来更多的灯，搬来更多桌椅。他们不想移动他，他想，他们想要把他冻结在这里。你要争取移动，争取转换环境。他记得朴说过，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让你清醒过来，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腐肉。他想，其实他根本无法移动，其实根本不用按住他。他浑身刺痛，肌肉像被针扎得溃烂开来，靡软无力，他连好好坐在椅子上的力气都没有。
人们开始提问，他觉得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姓名啊，籍贯啊，他觉得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来，纯粹是想要冒充哪个官方机构。
他仍然置身在强烈的光线中央。他仍然赤身裸体，像是一头惊恐的猎物。他觉得刺痛在减轻，力气在一点点恢复。他打算等到力气再积聚多点就开始反击。他想灯光右侧桌后的那个黑影应该是这伙人的头，他很少提问，他在倾听，在抽烟，红光忽隐忽现。他想他应该把愤怒表达出来，可他觉得此刻他的气力聚集得还不够充分，那段距离他还不能一击而中。
他拒绝回答那个问题。他沉默，拒绝回答他们，下午他在民国路想去哪里？哪幢房子？站在他身后的家伙朝他后脑勺上重击一拳。他突然觉得再也不能等待，他跳起来，向那个黑影冲去，他像只青蛙那样蹬腿跳过去，捏紧拳头——
可他被绊倒在地。有人从侧面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在地。那条腿使劲踢他腰部。踩在他腋窝里。那个黑影忽然开口说话，声音柔和而沉静：
“放开他，让他坐起来。”
“好吧，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有人对我们说，福煦路俱乐部爆炸案和金利源码头刺杀案发生时，你就在现场，你是个罪犯，有人把你给认出来啦。”这是吹牛，他当时并不在金利源码头上。当时他还未受到严酷斗争的考验，当时他只是个观察员。
“我是个学生，刚从南洋公学肄业，我正在找工作。”
“不要心存幻想……”他又在点烟：“不要以为可以用一些说法把我们糊弄过去。现在跟你说话的都是一群专家。抓住你的人是谁？你一定在心里问自己。你以为这是绑架么？是帮会分子干的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次正式的逮捕，跟你说话的是一群专业调查人员。我们能让最顽固的人开口说话。连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党都会开口说话，何况是你们。你们不过是一帮普通的杀人放火的罪犯。”
他年轻，他太容易被激怒。他感觉受到侮辱。他冲口叫喊：“我们不是罪犯。你们才是罪犯。总有一天我们要——”
他来不及刹车，他从香烟上闪烁的红光里看到那张嘲笑他的脸：“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你们，把你们统统扫清！”
“那么说你认为你们确实是共产党？”黑影回到黑暗里，继续嘲弄他：“你们在上海胡乱暗杀，爆炸放火。只是一帮罪犯——一群罪犯而已。你们靠这个吓唬人，靠这个赚钱。而你完全想错啦，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代表政府。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正式的说法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我们常常跟真正的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也不得不向我们开口说话。”
他故意显得很啰嗦，他不断重复，像是想要把它当作某种蛊惑人的魔法，让人家头晕。
“你们杀死曹振武，是想阻止他去广州。实际上，我们不妨说，是想要阻止曹振武的老板去广州，南京的那棵墙头草，著名的党国要人。他们想到广州去另立中央。那是想搞分裂呢，他们确实有人撑腰，我们听说西南有些军阀很想破坏统一，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统一局面呢。他们还想拿走粤海关，这下就把这里的一帮投机商人急坏啦，我们听说公债就是拿那些海关的关余来担保的么。他们开出赏金，找人刺杀曹振武。他们找到你们那位顾福广，他是不是叫顾福广？你看——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真实情况吧？”
“你在胡说！你胡说八道！”
“不要激动。我欣赏你，我们欣赏纯洁的年轻人。”可正是他在激怒林培文。他的微笑，他点烟的手势，他让一根火柴燃烧，可又不用它点燃香烟，让它在手里慢慢燃烧，看着它。
“至于福煦路的案子。我们相信它更像一起普通犯罪。它更单纯，它就是一次单纯的报复行动。事关一个女人，一个妓女。我们听说青帮大老板让人去杀死顾先生，他们也是受到委托，另一方的委托。你知道——投机市场总是会有对手的，有人做空头，有人做多头。可这次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缺少计划，他们只是枪杀掉一个妓女。我们听说这位妓女是顾福广先生的女人，他的情妇，他的姘头。”
林培文再次扑向那团黑影。他已忘记羞愧，忘记自己是赤身裸体。但这一次，他还是摔倒在地。
三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九时五十五分
曾南谱完全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这些事情他很熟悉。他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位专家。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学习过苏联人教的审讯和反审讯手法。他选择这种单刀直入的手法，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审问对象是个自以为充满信仰的单纯年轻人。他要摧毁这个人的信念基石，激怒他，搅乱他，让他怀疑自己。
他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他知道自己是在被人破格重用，他也知道那并不是因为别人信任他，而是因为别人不得不需要他。他觉得法租界警务处的萨尔礼少校在文件里把他们这伙人称为“南京研究小组”是完全恰当的（调查科在巡捕房政治处的秘书科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不喜欢采用暴力手法。肉体痛苦是有极限的，用刑是最快捷的手段，很多审讯对象会就此败下阵来，屈服，开口说话，可人对肉体痛楚的承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一旦你轻易让审讯对象越过那道界限，他就会变得麻木，他不再感到痛苦。到那时候你再用刑也都是在给他挠痒痒。甚至他听说——那还会让人觉得快活咧。
问题在于，肉体痛苦会让人体内循环加快，更快地分泌出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东西。它是身体反抗力量的源泉，它会让人愤怒，好斗，它会让人家产生仇恨。如果人家有足够的冷静，那种仇恨会让人家在心理上建立起一道又一道的防线。到那时候你就再也无法知晓，人家开口告诉你的事情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啦。要是人家够聪明，还能让你上当，让你产生错觉，犯下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
他允许他们在开始时，对这个年轻人稍稍做点粗暴的事。纯粹是让审讯对象在肉体上产生疲倦。有时候暴力纯粹是一种热身运动，好让猎物的神经绷得像条快断的钢丝，绷得像弹簧，一触即发。在这些事情上，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这正是南京需要他的地方。他懂行，他有头脑。他明白，审讯中适度的暴力是需要的，但要恰如其分，暴行是一种表演，它的目的是让人惊恐，而不是单纯的肉体痛苦。
有他（和他这样的人）在——他谦逊地想，共产党在上海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啦。所有那些异见分子、反动分子在租界里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啦。他们那种儿戏般的游行暴动，他们那种开开会写写文章式的革命再也行不通啦。他们从前堂而皇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开完会到饭店茶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如今调查科在上海建立起深入底层的情报网络，所有已暴露赤色分子的照片都被大量翻印，被很多人牢牢记在脑子里。
南京在推广大上海计划，他还听说，高层在研究开展一次大规模国民教育运动的可能性。有人在制定计划，调查科的分析情报也提供给计划的起草小组。这些计划一旦实施，赤色分子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他相信这个顾福广和他所谓的群力社与共产党无关，连外围组织也不算。这是他和郑云端的一致看法。郑是调查科派来的书记，名义上是他的副手，实则负监督之责。他对两个租界的警务处也这样说，可人家不相信。
他在扔出那两颗重磅炸弹之后，立即宣布审讯暂停。他要让这个年轻人好好想一想。他还叫手下人让他吃饭。
这完全是个意外收获，抓获林培文纯粹出于偶然。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