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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工运中突然冒出头来，工友当中有人夸他聪明果断，有人说他心狠手辣，但不管怎样，很快他就从众人的眼睛里消失。半年以后，有人看见他在苏联驻沪总领事馆里开车子，穿着司机制服，后排上坐着武官先生，有时候连总领事先生也来坐他的车子，他开一手好车。这不奇怪，大家都说他学什么都很快。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职业生涯如此短暂？我说的是这份司机的职业。也没有人知道后来那段时间他又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在忠于沙皇的白俄流浪汉向黄浦路10号苏联领事馆的玻璃窗扔石块时，有人看到他拥挤在人群里。他谎称自己是被喝醉酒的前哥萨克骑兵殴打的好市民，向公共租界的巡捕报案。那以后他又是跑到哪里去鬼混的呢？有人说他在伯力，有人说他曾到过广州。”
“……直到那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他们不是同班同学。他们中有些人是去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的，有些人学习电子通讯技术，另外一些人的必修课程是把汽油、橡胶和镁粉装在伏特加酒瓶里。关键是不能放太多汽油，汽油过多会浇灭引信。不久以后，他们就各奔前程，没人知道他去哪里，英国人在孟买闯进一家当地报社，抓住几个家伙，有人藏着这张照片。天知道他为什么把照片藏得这样好，在皮箱的夹层里，和那些备用的假护照放在一起。要不是他把照片藏得这样严密，没人会注意一张照片的。那样一来，别人就拿照片上的这些人来玩有奖问答游戏，答对有奖，答错者接受惩罚。到最后，所有的答案都按照标准格式打印出来，复制成许多份传遍亚洲各地。有人被捕，有人至今不知去向，还有一个人被发现早在两年前就死在汉口的监狱里。直到最近我们才对照片上这个人——对这个因为帽子遮挡看不清面孔长相的人产生极大的兴趣，部分是因为南京几名专家的研究。我相信他是个自大狂，他不断地更改名字，顾三，顾廷龙，顾福广，但总是不愿意改姓，因此我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自大狂。”
少校满意地长吁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手在那排烟斗前举棋不定。
“那么——他就是那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那么他就是她的上级？有人想跟你见一面，那是不是他呢？小薛有些惊慌，他怀疑自己会不会让人一眼就看穿。
“恭喜你又答对啦！”少校再一次找回歌唱般的欢快节奏。忽然之间，他又变得沉默，若有所思。准备出发上岗的巡捕们在窗外楼下某处空地上列队集合，口令在沉闷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不太整齐的跑步声，尖锐的哨音，装甲巡逻车的司机试着拉响车载警笛，让它发出两声短暂的刺耳尖啸，撕破笼罩在薛华立路这幢大楼周围的潮湿气幕。不一会，四周又安静下来。
“我要的，不仅是找到他，抓住他，让他交代出组织里的其它人。不光是这个，甚至根本不是这个。我要你去熟悉他，开动脑筋研究他，摸清他的行动规律，看看他到底能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来，让他变成大明星……”
少校突然停顿下来，他望望小薛，似乎有些疲倦，像是长篇大论已让他耗尽气力，他喃喃地说：
“我们需要一个大明星。”
小薛以为他完全明白萨尔礼少校的意思。少校一定是觉得该到他显显能耐的时候啦，同时，顺便——也该到让他小薛（老友的这个孤苦伶仃的儿子）显显能耐的时候啦。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想得太多，做法对不对啦，后果啦，甚至——意义啦。他从来只管眼下——未来这两个字在他看来就等于明天，顶多是下一个礼拜三。他常常误以为自己是赌徒，结果要不就赢要不就输，千万不要去想别的东西。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他就变得越来越听天由命。但是，事实上，他总是由着自己的处境引导他去做某件事，而不是让他不去做那事。他不懂得停下来，想一想能不能回头，他一直看着眼前唯一的这条路，往前走。
他走在法大马路的骑楼下，在中国实业银行的门口停住脚。至少，巡捕房的这份活让他手头突然变得很宽裕。出门前，少校让他到特务班的马赛诗人那边转一圈，人家递给他一张支票。这不是巡捕房的薪水，账户以注册在福煦路的某家娱乐公司的名义开立，在一定限额内支取，对马龙特务班正在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活动给予必要的赞助。“青帮的红包”，马赛诗人说。他在银行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到水果行提上一篮花旗橘子，沿着被一家小鞋帽店和宝芳唱片行夹在中间的楼梯往上走。
楼梯通向星洲旅馆，招牌在二楼窗外的骑楼上高挂，帐台就在二楼楼梯口。打开门，冷小曼站在门背后。他刚想伸手去抓她旗袍袖子下露出的那段胳臂，她就侧身避开。而等到他挠着鼻子（用那只刚缩回的手），刚堆起讪讪的笑容时，她又突然扑上来搂住他。
她喝过一点酒，桌上有酒杯，有酒瓶，她的嘴里有酒味，而她不太喜欢喝酒（很少去碰餐桌上的酒杯）。他假装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假装完全被动地亲吻。她的动作里有太多的兴奋，像是因为刻意而显得过火的表演，他假装自己的手是完全自然地滑落，从她的后颈一直滑落到她的腰下。
幸亏他假装，幸亏他装得不明就里，反应迟钝，要不然他对她的举动所产生的误解就会让他错失一些东西，错失聆听她的故事的难得机会。她很快就从他怀里退身（幸亏他没有使劲抱她）。
窗外飘荡着从留声机喇叭里传出的高亢戏白。间或有琴弦拨动，咿咿呀呀，还有响板，与无休无止的牌九噼啪声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因为走过许多路，也因为刚刚那短暂而激动的拥抱，小薛的衬衫下全是汗，而她的旗袍腋下也有一小块深色斑渍。
她告诉他的故事可谓悲欢离合，他从前以为只有小说里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这样难以抉择的处境。他很难相信判决爱情有时候就是判决生死，他也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被自己的处境逼迫着走出那样许多路（往深里想，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刻他觉得自己错失良机，有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该听她述说，他可以简简单单，做一点更加轻松的事，然后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他怕自己落到陷阱里，再也不能回头，他觉得自己离开那个陷阱只有一步之遥。
二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别的办法。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要说服他与老顾见面，组织上出面找他来谈谈。“要争取让他成为我们的同路人”。还要确保安全（对他的身份我们至今没有把握）。
况且她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她对老顾说了谎。宝来加号船舷旁他们偶然遭遇，此前她并不认得小薛。他们俩并不是旧相识，她对组织撒谎。她当然不是要他来帮忙圆谎——
也许她可以再主动些。她还是有点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惊奇，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是在扮演某个受难圣女的角色，怀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观众的尊重……可她自己却越来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场戏剧性冲突在内心展开。最终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动别人，却先把自己给感动，她想让事实变得更有说服力，结果却是逼迫自己越来越诚实。
她说到她对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洋溢的演讲。她也谈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勇气。她爱他么？她问自己（目光同时扫向她的听众），并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后来一但是后来，她斟酌着词句，因为这是困难的段落，因为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甚至包括组织。后来她才发现，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属物。他对所有人都同样热情，对许多女同志都充满热情，但同样，所有其余的热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工作。
她失望过么？她在内心里问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探究）。然后断然回答，她根本就来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时被捕，她告诉小薛，大逮捕，组织被整个破获。刚进监狱吃的那些苦头，她不想说太多，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来，会让她在小薛面前丢脸。就好像那些事实在太丑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会觉得丢脸。
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