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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起，苏东坡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了，自己已经不是一方太守，已经是名不准办公的小吏了，这在一般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极大的失落感，大家不是都爱发奋感慨：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么。
钱、权两损的苏东坡可不是一般人，事实上根本没有出现什么情绪上的波动，这是苏东坡的天性使然，苏东坡是天生一个洒脱的人，官爵的高下，俸禄的厚薄，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伟大之处！
快乐的心情只是人对外界信息的感觉而已，不同的人因为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环境与物资的需求、依赖，感觉各有不同，锦衣玉食未必能导致心情快乐；困苦的日子未必就肯定心情苦恼；一个达观的高人不会关注自己在社会中属于哪一层次；一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圣人！
这有证据：六年之后，苏东坡接到复其衔朝奉郎，并知登州军州事后，给王巩的书简中说：“谪居六年，无一日不乐，今复促令作郡，坐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日耕百亩，负担百斤，初无难色，一日坐之堂上，与相宾向，便是一厄。”
伟哉东坡！
权力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
现在的苏东坡才真正的最接近平民，回归了他最可爱的本来面貌，国人、文人大都由心里赞美：篱边采菊、牛背横笛、渔樵吟唱、田垄吟诗等等――也许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吧。
在今后的几年里，苏东坡就将这样生活在我们心底的赞美声中。
四十五、三教合一贯太虚
乌台诗案，苏东坡经历了惊心动魄与死里逃生，如果说这种经历都不能使他接受教训，那就只能说这位拗文人的拗劲要超过“拗相公”了，苏东坡是怎样看待自己目前的处境呢？
苏东坡对此在《安国寺记》中做了详尽的记载：“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唱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行程月余到达黄州，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到了黄州后是吃住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苏东坡这样的全国名人，实是真正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宾客还是不断，以至需要新到任不须理政的团练副使自觉“闭门却扫，收召魂魄。”。这里的“收召魂魄”无非是东坡自己收心养性之意。
这是皇帝在宣布苏东坡处分决定时的明令：“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
不让工作，又不许“乱说乱动”，看来苏副使是被送来接受“再教育”了！
但苏东坡自我反省，却难以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经过艰难的反思，才算知道自己“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坡心中有数：自己得罪权贵也不是“今之所以得罪也。”。怎么办？洗心革面，从新做人？
不行！“欲新其一，恐失其二”，有得必然有失！苏东坡感叹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道行还不足以忍生吞气，性情暂时还战胜不了习惯，“不锄其本而耘其末，”，自己没修炼到家，强行管住自己的口舌笔锋，属于本末倒置；“今虽改之，后必复作。”，肯定会屡教不改，继续作案；干脆“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吧，此谓：放下“秃笔”，立地成佛也！
所幸当时的黄州太守徐君猷挺照顾苏东坡，知道这位团练副使是奉诏不干工作，合法带薪休长假，就给安排了一套“城南精舍”，上面下放来的干部总的照顾一二。
苏副使的新公寓是定慧院，后移居安国寺，里面自然环境还说得过去，“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苏副使“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让苏大人自己在这儿做思想斗争吧，但是苏大人四大皆空也没有用，还是“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看来“灵魂深处闹革命”难于上青天！
化外佛家圣地，环境改造俗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然而，被改造的“下放干部”最能苦中求乐，竟然“私窃乐之。”――这简直是进了高干疗养院！
进得三宝殿，却非烧香人！住在寺院未必就成了和尚。
苏东坡由京师来到黄州，并非像一些大师们说的那样落魄，那样穷困潦倒，就是东坡在笔记中自己哭穷也没有用，那是他自己在与做太守时的风光相较得出的结论，算不得真实写照，证据是：哪有穷鬼发配还羡慕人家能随身携带几名侍女的？
苏东坡于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赴黄州途经麻城岐亭，赠陈慥一首 《临江仙》 ：（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安居士。作此纪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
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
由别人想到自己，却叹“新洞府”中轮到了自己“铅鼎养丹砂”，东坡该词虽透出几丝不平之气，却也见几分“溪山好处便为家”之安逸。
安国寺中，苏东坡好似着迷上了青灯古佛，莫非暮鼓晨钟当真能唤回苦海梦迷人？
东坡不是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只能催促他开始深思人生的真谛。香烟缭绕中，诗人逐渐获得了心灵上的真正安宁，武职的东坡在文学修养上开始了升华，他之后的作品明显疏远了丑恶的政治，溶入了可爱的大自然。
出于自小的熏陶，苏东坡原本就喜欢老庄道家，这也许是诗人的天性使然，东坡骨头里有一种庄周的潇洒与超脱。和尚庙中，团练念开了佛经，攻读起了禅义，研究起了易理，复习起了儒学。
这是集三教学问于一身的开始，或许这才是苏东坡塑造自我的起步，苏东坡这是在将水火相溶，又注入了一股天地真气，三者合一贯太虚！
佛教禅理与儒家思想与水火相似：儒家务实，佛法务虚。若是大家都来做和尚，则人类必然绝种灭亡，人生既然只是一种幻觉，当然可以弃置社会而不顾，一切都空空如才是佛家的真谛；而儒家则是极力改造人们的思想为现实服务，时刻在教导人民要下级服从上级，只有安心做奴才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两家高论其实水火不相容。
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改变怎易？但中年后的苏东坡却是把佛理拿来做诗人的血肉，用来柔和自己的灵魂，吸进与吐出的却是一股道家清气，行动上也是尽量适应自然，笑对生死人生，万物归无极。
可以说，格格不入的三家在苏东坡一人的身上和平共处了，是否这就是矛盾的统一？
此时的苏东坡行文似乎也有矛盾之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对自己的描述有些判若两人。
在给挚友李常的信中，苏东坡这样写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现任参政谏议执事的章子厚，曾经写信劝过苏东坡认清形势，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也， 岂有此理哉？……”。
可以看出，大难不死的苏东坡圆滑多了，至于是否必有后福？大家就接着往下看吧。
四十六、孤独诗客独清悠
苏东坡与儿子远离家庭独居黄州达四个月，家人由弟弟苏辙带领来黄州，这是远途搬家，不是轻松旅游，苏辙要带着两家几十口，乘舟南行，前往遥远的江南新任所高安任职酒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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