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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骸昂嗡哦矗嗡ィ俊敝踊岽鸬溃骸拔潘哦矗ァ！闭庖彩秋瞪鄙淼囊惶趸龈５铱此龈亩涌吹摹都医搿贰�65〕——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7〕《三国志演义》 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8〕严可均（1762—1843） 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9〕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