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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40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地。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杨、常二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撒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兵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拍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来说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观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前程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第15章 鸟尽弓藏（2）
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账），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急赤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溜。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八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蒋介石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年底，南京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自诩为“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他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要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联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