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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然”之说，而《周礼》的核心就是“礼乐制度”，就是所谓的“尊尊、亲亲”，“尊尊、亲亲”的核心就是宗法制、世袭制，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以人法天”是什么意思？仿效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什么？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要违背天道。百姓要做顺民，百官要做顺臣，父母要慈爱，子女要孝顺，各阶层之间要讲究尊卑，要维持等级。奴隶主可以宰杀奴隶，但奴隶不要造奴隶主的反。
从春秋到战国，从三家分晋到田氏代齐，从管仲变革到商鞅变法，宗法制、世袭制逐渐没落，礼乐制度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霸王道，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天下第一，谁天下第一谁就是天地法则。我就是要灭你，你能奈我何？
诸侯国争霸兼并，彼此是竞争关系，那么君臣之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君臣就是雇佣关系，君可以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今天君臣合作愉快，大家你好我好，明天反目成仇，一拍两散。伍子胥可以灭自己的故国，鞭尸自己的旧君，可以说把“礼乐制度”践踏得一干二净。这个时代类似于当今的商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而公司的职员都是雇佣而来，大家争的都是利。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社会，哪来的“礼乐”和“和平”？
礼乐制度崩溃，造成的恶果就是中土分裂，造成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的战乱。中土人就在思考，为什么“礼乐制度”会崩溃？为什么尊尊亲亲会失败？为什么当年的“乐土”变成了今日的炼狱？
于是百家争鸣，诸子大贤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寻找一条“救世”之道，而师从《周礼》，重建“礼乐制度”，就成为“救世”的主流思想。原因很简单，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年的“乐土”是他们唯一的“经验”，唯一的“救世”之道。
当中土再一次面临统一的契机，但中土六百余年的战乱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维持统一，如何维持和平，自然就成为所有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理所当然的，“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既然不能创新，既然不知道创新的东西能否维持统一和和平，那当然就“师古”，就选择曾经成功的经验。
“师古”和“从今”的思想碰撞太激烈，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大，“师古”也罢，“从今”也罢，在利益面前，社会各阶层都要殊死搏斗。
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秦王政避免不了，王翦也避免不了，诸子学说的代表人物同样避免不了。
唯独宝鼎不一样。宝鼎的传承是什么？三纲五常。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具体化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即便经过了近代百余年的“**”，这种深入中土文明血液的传承依旧存在，存在于中土人的灵魂深处，即便你不承认也不行，它就是存在你的身心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任何时刻，你一抬头，一思考，它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说汉武帝伟大，但更伟大的是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师造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然后在此理论上造出了“三纲五常”。某个时代的中土人把孔圣人打入了地狱，其实这是一大冤屈，孔圣人的儒学和传承中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一回事吗？该打入地狱的是董仲舒，而不是孔圣人。天上的孔圣人因此泪流满面。
宝鼎和这个时代的人，不，应该是和这个时代的贵族，和这个时代的诸子大贤们，其传承完全不一样，宝鼎无法从思想根源上理解他们，所以双方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宝鼎坚持中央集权，但要以封国制做为帝国高度中央集权制的过渡，而这个时代的贵族们想到的不是过渡，而是永远的分封，彻底的分封，这不仅仅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还关系到中土的统一，中土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他们心中的乐土。
从王翦对军权的争夺可以揣测到他对功勋的渴望，从他对功勋的渴望可以揣测到他对分封的强烈追求，由此可以推测到他们这些贵族对国策变革的实际态度和真实想法。假如王翦率庞大军队进入燕国，辅以宝鼎的国策变革制度，王翦是不是有可能挟武力而封国？
宝鼎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军权的控制。军队必须控制在我老嬴家的手里，否则国策一旦开始变革，后果不堪设想。
第361章 破燕
第361章 破燕
宝鼎把国策变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原因，把统一前后两种对立思想的激烈碰撞，把未来大秦可能存在的几种发展方向，向公子扶苏做了一番详细的阐述。
宝鼎不指望扶苏能够全部理解，更不指望他能全部接受和认同，他只想让扶苏看清楚未来，让扶苏在思考中进步，让扶苏知道，大秦的未来既不能“师古”，也不能“从今”，而是要走一条全新的路，一条没有历史经验做参考的只能靠坚持不懈去探索的路。
扶苏用心聆听，对统一大业、国策变革和贵族们的理想目标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宗室领封国的重要意义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由此他也知道宝鼎和王翦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了裂痕。不能说宝鼎想得太复杂，而是复杂的事情一旦发生，再想亡羊补牢就来不及了，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有些事必须要做，比如对军队的实际控制。
分封宗室，却不分封功臣，而宗室弱，功臣强，谁敢保证功臣们的心里就没有一点想法？谁敢保证功臣们始终如一地忠诚自己的君主？谁敢保证功臣们在遥远的边陲不会拥兵自重割据称霸？谁敢保证封君们不会在自己的封国里成为功臣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同姓分封制始自刘邦，这一制度开始之初也是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的厮杀。
刘邦取天下之后，分封宗室和功臣，其中韩信、彭越和英布是三大异姓王，君臣互相猜忌，结果短短时间内刘邦就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斩白马以盟誓，非刘姓不得为王。
从白马盟誓可以看得出来，在经过始皇帝高度集权和霸王项羽的全面分封失败之后，刘邦和他的臣僚们为了确保王国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一条折衷的办法，那就是郡国制，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和封国并存制。这个制度也有个过渡，那就是同姓王和异姓王并存。等到刘邦把异姓王都杀了，斩白马以盟誓之后，封国才由九个同姓王相领。
刘邦为什么要斩白马以盟誓？原因很简单，九个同姓王实力弱，根本不是功臣的对手，刘邦一死，新皇帝和九个封国王未必能够保证王国的安危，所以刘邦无奈之下，斩白马以盟誓，试图把道德规范和权力法则相结合，试图以此来扼制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刘邦这一招纯粹就是自欺欺人。他一死，吕后掌权，大肆分封诸吕为王，屠戮刘姓王，大汉陷入空前危机。如果没有吕后这位强权人物的出现，谁敢保证大汉不会陷入混乱？吕后太利害，迫使刘姓宗室和功臣们不得不联手对抗。吕后一死，齐王刘襄举兵伐吕，灌英阵前倒戈，陈平周勃为内应，一举击杀吕氏，迎代王刘恒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这才度过了危机，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就是同姓王实力的剧烈膨胀，这是刘姓宗室和功臣们联手抗衡吕后导致的后果。
同姓王实力膨胀，中央势弱，最困难时期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达关中和中原一些郡县，于是削藩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央头等大事。削藩的后果就是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结束后，咸阳才削藩成功。到了汉武帝时代，这才逐渐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从大汉初期几十年的风雨来看，不得不佩服始皇帝的“伟大”，始皇帝竟然在统一之初就以铁腕实施中央集权制，以“从今”思想为基础，把“法治”延续下来并推到极致高度。当然，其代价也非常可怕，帝国不过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国运，而中土生灵更是为此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全部付之一炬，最后只剩下一片废墟。
宝鼎有这些历史经验，知道此制度实施过程之初，宗室和功臣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在宗室势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功臣利令智昏举兵造反的可能，所以在此制度实施之前牢牢控制军权，实际掌控军队尤为重要。
公子扶苏送别叔父返回行辕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他很清楚叔父的意思，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嘴，把叔父心中所想告诉咸阳的大王。兄弟之间尤其像秦王政和公子宝鼎这样政见不同的兄弟之间，有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