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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在一步步的走向战争的危险境地，可是它又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能力。
东南亚是英国、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家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总不见得与这些国家开战。
向东，则是迅速崛起挑战英国霸主地位的第一经济强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显然还无法确定对美作战一定能赢得胜利，毕竟如今当政的，并不是后世的那些脑残军国分子。
唯一的突破方向只能是中国，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容易就会使得国计民生因为大规模的战争而走向转折。
一场战争，改变两个国家的国运。
目前连满足“八四舰队”的经费都没有，何谈“八八舰队”，何谈陆军的进一步扩编。
唯一的办法，是加重对朝鲜的盘剥，如同敲骨吸髓一般的盘剥，甚至，是削减教育支出。
这意味着，日本所一直顽强坚持的教育战略，也将遭到挫折。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目的，“殖产兴业”是手段，而“文明开化”则是前二者的基础和最重要的保证。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发展科技的事业，因而也是改革社会的事业。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树立与“富国强兵”目标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等，都要靠大办教育来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就成了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关键所在，教育改革自然就成了明治维新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学制令》的颁布，是维新改革的重大事件。从《学制令》颁布开始，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普遍展开。政府不断颁布有关教育的法令，内容涉及从小学到大学，从国民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的各种教育，以及学校管理、教学内容、教科书编纂等，名目繁多，数量浩大，明治维新时期其他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与之比拟。
日本的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全面完成为止，用了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进、消化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巩固新生政权的阶段，也是从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为以后经济发展培养力量的阶段；后20多年则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日本近代学校体系从建立到完善，始终是适应近代化的需要，服务于“富国强兵”总目标的。
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新学制实行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国民义务教育，谱写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称奇迹。二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从1878年到1900年共培养出35200多名大学毕业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三是实业技术教育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明治政府办教育，从开始就较重视实业技术教育。产业**刺激了实业技术教育的发达，而庞大的实业学校网络，又不断地为企业输送熟练的技术工人。产业**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实业技术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李安生费尽心机掀起中日军备竞赛的原因，也有一点在于，拼命的打击日本的经济，试图阻挠日本对教育的投入。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踩着日本的尸体实现的，已经初见成效，至少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使得日本的经济已经相当的危险。
但可惜就可惜在，一战开打，对于日本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缓和的机会。
要是给它这么一口气喘下来，那么后果难料。
日本的经济虽然遭受了重创，但是凭借着已经初步打好基础的教育规模，一时之间还难以彻底打残。
即便中国的棉纺织行业以及生丝行业已经初步的发展了起来，也无法一下子就将日本的喉咙卡紧。
一个国家教育基础良好国民素质具备一定水平，这个国家很难被一直打压，李安生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总之，教育发达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学校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这种经济与教育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进一步破坏日本的经济基础成为了既定国策，只有如此，才能不断的削弱日本在教育上的投入。
而更进一步的进行军备竞赛，同样能够摧残日本的财政份额分配，更进一步的激起日本的国内矛盾。
不过，李安生眼下也在积极的学习日本的教育经验，毕竟日本推广义务教育的效率相当惊人，而且成绩斐然。
落后国家要完成其“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技术成果和经济发展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不是与经济“并行”，也不是“随后”，而必须是“先行”。对经济发展而言，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对“超前”，正是经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重大区别，也是落后国家实现“追赶型”战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为实现经济上的“追赶”，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赶”。日本在20世纪初能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与其教育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教育投资是有效的生产性投资。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必须开发人的能力资源，教育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之一。
在日本，国家投资的教育费总额，1885年时就占国民收入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时，占国民收入总额的2。05，占国家行政费的9。8。这说明日本政府办教育是舍得投资的。
虽然不能跟二战后从废墟上崛起的时代，日本教育投资一度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么夸张，但是，仍然可以见到日本在教育上投资的气魄。
当然，现在这气魄是想要发挥出来都没机会了，因为日本的财政收入大幅的减少，总不见得都饿死人了，还要投资教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但日本教育自身却并没有随着“国富兵强”而完成其近代化过程。相反，随着国力的强大，教育却越来越被封建军国主义思想所支配，成为天皇制政权对内维护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性格”，产生了教育对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
教育的“双重性格”，源于明治维新时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由于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瓜熟蒂落式的社会**，所以改革后的日本社会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抵制。
明治政府大办教育之初，也明确声称要把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是。国家要求于教育的，并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既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忠顺“臣民”。因而在实际上，明治政府既重视教育在提高国民学力、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视教育在“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和封建lun理观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国教化为宗旨的“大教宣布”运动。1870年1月，政府颁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突出宣扬了“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颁布的《宣教使须知》进一步强调：必须向天下庶众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发布的宣教使《教则》，开宗明义三项内容：从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这种普及封建神道的社会运动与“文明开化”的教育改革同时并行，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