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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问你跟太太拌嘴了？我说没有。他哎哟一声，说那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觉得他没有谈到报酬？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确实是没有报酬，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那里虽然会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啊！
我说这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觉得家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没有什么好说的，更没有办法做到栩栩如生。
他继续说服我，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的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每一个小动作的时间预估都精确到秒，而用确实说到做到。
直到他最终放弃了说服，也还是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欧洲，很可能圆了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上了一本朋友寄来的《LondonReview》，是一张沧桑老墙之前的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的苦难和非凡的忍受，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片的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这位中国地下运动杰出人物的采访。
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子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比方他现在已经到欧洲了，是面对着西方的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的改写：弟弟是一个叫“马劳社”的地下组织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经及时摘除）；这个组织多年来有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多达millions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把数字随便加几个零脱口而出，往大里说）；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政治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闹不清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最后，他竟然自称是“马劳社”这一组织当年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次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国内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下面是他说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西方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西方家庭妇女大擦眼泪大动悲情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说到的《圣经》——他说手中这本《圣经》是弟弟在牺牲前留下的惟一读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不论睡哪里都要枕着它，以表示对弟弟的怀念。这真是让我好笑，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汉民不会读《圣经》，那本小书肯定是他从哪个旧货摊上花几角钱人民币买来的——他花几角钱就可以赚来欧洲家庭妇女的哗哗眼泪。
记者看来接触过中国的一些资料，居然问到肖寿青（肖眼镜）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问到汉民当年在银行前面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银行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指令下制造了这一事件，嫁祸于我的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很想找汉国查证他这样说的根据，不过很不容易找到他。电话打到他的音像公司去，对方说他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电话再打到总公司去：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呢，还有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有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活得如鱼得水。他现在一定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一定正在大吻特吻自己的化妆照，对自己的一贯聪明洋洋得意。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同学们都老了，话也差不多要说完了，眼下见面的时候更多的是搓麻将，或者是玩一种叫做“三打哈”的纸牌游戏。一见面就支桌子，人多的时候就支上好几张桌子，直到大家算着各自手里的钱尽兴而去。我不会麻将也不会纸牌，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些悻悻然。方强帮过我的很多忙，见面还满嘴下流话骂我不去他家玩儿，但每次去他家，他都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没工夫与我说上什么。有一次我没有预约就闯上门去，看他没有牌务的时候能不能同我说话。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老婆说马上就回来。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出门的时候他才出现在门口。走什么走？你看我特地买来了一瓶好酒！他把我往门里赶，知道我实在要去车站接客人，才无可奈何地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他没进家门就跨上脚踏车重返麻将战场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回忆当年某一条僻静无人的石街小巷，无法回忆当年的夏日、蝉鸣以及坐在门槛上画画的宁静。轻柔的风抚摸着我们童年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一切但总是没法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不合时宜，无法在饭桌或牌桌边展开。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那些往事是已经成为化石的种子，是一张张挂着锈锁而无法打开的废门，是电脑里不慎遗失的文
件徒剩下空空的目录。我们都明白，过去了的一切无法找回。
汉军不打麻将，所以还能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陪陪我。但他现在话语也不多，总是笼着袖子，配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还有过早上头的皮帽子，真是个老工人了。他一时兴起的时候，居然会大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相，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记者作家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有响应和拥护，便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好好喘上一口气，一失足又落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概念和逻辑。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通常只是某位同学的一个胖公子，把电子游戏机玩累了，把糖果也吃腻了，才来看罗大伯翻着白眼怒斥当今的诈骗犯。
“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发现他还在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他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作者，让我无言相对。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胖公子更是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