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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人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
人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人会的。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
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
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
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员控制的法西斯特务中心组织，其组织机构是
在会长之下设干事会，而由书记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揽会务。各省市设分会，分
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人数多寡，分设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组。
小组为基层组织，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级的指示、批示和
文告，讨论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和宣传要点，汇报和讨论小组所
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汇报会员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侦
察及对CC团分子活动情况的探索等等，讨论关于发展组织及某些对外的问题，介绍
会员和讨论通过新会员。必要时可召开小组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后，由小组长逐项
详填小组会议报告表，层报上级组织。关于组织、训练、宣传的事项及有关对外某
些具体问题，经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别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
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则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转报总会核办。
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级组织，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之内，并不
另设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一应事宜。事
实上，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亦即社的各级组织机构；会的各级负责人，亦即社的各
级负责人。
会员社员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组一般都是会员和社员混合编组的。但小组只
能通过吸收社员，报经分社批准；社员提升人会，则须由会员向上级组织介绍，经
分会报请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则有会员的小组及
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组织。会员人会的条件，较严于社员人社的条件。如会
章规定会员每月收人在200 元以上者，应将超过200 元的部分缴纳给组织（事实上
并未办到）；社章则无此规定。缴纳会费的规定也高于缴纳社费。会员的纪律也比
社员严些，如对社员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会员最大的处分则是禁闭、监禁，
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员，会员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见）。
人会表和人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人会表规定更详细一些。人会和人社的宣誓
仪式也差不多，但会员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较高级的负责人监誓。宣
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集体
举行的。
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
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
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
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
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
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各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
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
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
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
会、分会除有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
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
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2 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
少在10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书记时的分会会社员概
数来估计的）。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
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量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
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
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
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
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
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
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
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
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
以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
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
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
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
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
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
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
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
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
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
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
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
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
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
来。
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
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
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
“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
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
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
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
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
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
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
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
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
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
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
津贴的。
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
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