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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为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之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先暂时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的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你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稍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