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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只是这么个副政委，但他分管的却最多，管的也都是最紧要的部门。平时开会，或者研究什么，不管是政委还是监狱长，也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辜政委说了话，那就几乎等于定了调，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见，基本上就按他的来。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尊重，或者是因为资格老而有所迁就。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监管工作，并能主持公道，大家对他的意见都能接受。所以人们私下说，古城监狱的事，辜幸文说了算。
辜政委戴着一副老花镜，把自己深深地埋在一大堆材料里，罗维民都走到他办公桌跟前了，也依然没看罗维民一眼。
“谁呀？”
“侦查科侦查员罗维民。”罗维民答道。
“有事？”辜政委仍然头也不抬地问。
“辜政委你是不是很忙？”
“你说你的。”辜政委依旧在看着他的材料，也没说让他坐下。
罗维民一肚子想好的话突然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了，什么也想到了，偏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良久，才说出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辜政委，下午单昆科长是不是来给你汇报过？”
“汇报？”辜幸文的头终于抬了起来，从眼镜的上方睨视着罗维民，“单昆？他来给我汇报什么？”
“汇报有关五中队犯人王国炎的情况。”罗维民很仔细地回答。
“王国炎的情况？”辜政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啊？”
罗维民不禁有些发怔，单昆说过的，他下午要来给辜政委谈谈此事。自己还一再嘱咐他，说情况很重要，不能再拖的。没想到他却没来给辜政委汇报。
末了，罗维民又问：“五中队程贵华队长是不是来给你汇报了？”
“程贵华？”辜政委再次睨视了罗维民一眼，“汇报什么？”“五中队犯人王国炎的情况呀？”
“哦？王国炎？”辜政委摇了摇头，“没有啊？”
罗维民愣愣地站在那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么说来，截至目前，并没有人给辜政委汇报过这件事。
“还有什么事吗？”辜政委再次把自己的头埋进了材料里。“辜政委，是这样。”罗维民一边重新调整着自己的思路，一边慢慢地说道，“我们最近发现五中队的犯人王国炎有特别反常和可疑的行为举动，尤其是他还说出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细节和参与过程……”
罗维民大约用了七八分钟的时间，把有关王国炎的情况简明而又完整地给辜政委做了汇报，同时把自己对此所产生的疑点也都谈了出来。在汇报时还特意谈到了犯人们对王国炎的反映，一些监管干部的观点和态度以及他在五中队看到的外出就医申请报告。最后他毫不掩饰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王国炎不仅有重大犯罪嫌疑，而且极有可能装病伺机逃跑。
他本来还想谈谈这两天来他对五中队的看法，谈谈五中队在监狱管理上的漏洞，尤其是中队长程贵华在这一情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但忍了忍，终于没能说出来。
等到他汇报完，好一阵子了，辜幸文才抬起头来：
“还有什么？”
“……没了。”罗维民愣了一愣，他根本没想到辜政委听了他的汇报后，会显出这么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尤其是在他汇报时，辜政委的头几乎就没有从他跟前的材料上抬起过。
“好了，我知道了。”辜政委的头又埋进了材料堆里，随即便发出了逐客令，“那就这样吧。”
罗维民本想再说点什么，但想了想什么也没能说出来。末了，只好说：
“那我走了。”
“走吧。”
罗维民出来的时候，辜政委仍然没有抬起头来，他的眼睛也仍然没有离开过眼前的材料。
罗维民像当头挨了一棒，脑子里一片茫然。
想想也怪可笑的，在别人眼里，真正像个疯子的是不是恰恰就是你自己？
一个犯人，就算是装疯卖傻，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古城监狱，装疯装病的犯人有的是，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如果真的是装病，查出来处理不就得了？犯得着这么匆匆忙忙连夜越级给监狱主管领导汇报么？至于你所说的那些重大情况，在监狱里可以说比比皆是。自吹自擂，瞎说八道，这是一般犯人的通病。何况还是出自一个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的犯人之口，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特别是对一个在监狱里工作了30多年的主管政委来说，这一切真的算得了什么？
你这么争先恐后，不顾一切的样子在领导眼里究竟像个什么？如果不是疯了，那也肯定是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或者是巧言偏辞，急功近利！是不是想往上爬想讨领导的好想得都思维混乱了，才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举动来？
罗维民再次努力地清理着自己的思绪，你是不是真的有点过分，有点片面，有点先入为主了？莫非真的是众人皆醉你独醒，天下就只剩下了你一个在忧国忧民？
那么说，真的是自己错了？由于判断失误，才造成了这一次又一次的错觉？
无意中，他一次一次地碰到了提兜里那个硬邦邦的东西，渐渐地，他终于感觉出来了，日记！
王国炎的日记！
一本货真价实的日记！
就算是所有的都是错觉，都是失误，但这本日记则绝对是实实在在的，它千真万确，无可质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否定了它！
已经带着一丝寒意的秋风阵阵吹过，他一下子又清醒了起来。
虽然此事没有引起辜政委的重视，但并不等于这件事就不该重视；领导的感觉虽然有偏差，但绝不等于自己的判断和感觉也有偏差。不行，他还得继续查下去，而且一定要真正查出有力而无懈可击的证据来。
不管怎么着，也得让辜政委真正了解情况。就算不为别的，也要让辜政委清楚，晚上急急忙忙地去找他，那只是为了工作。没有别的，没有！
六
没想到让他苦思苦想了好半天的事情，让人家两句话就打发了。
看看表，还不到8点。本想回去算了，但想想到了家少不了又得听妻子的牢骚，反正妻子在家已经把该忙的忙完了，该干的也干完了，还不如呆在这儿清静。
他得好好想一想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
是不是再找找主管五中队的三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教导员？或者再往上找一找？比如监狱长，比如监狱第一政委？
按说是可以找的，也应该找，这是一个侦查员的天职，也是他应有的责任。对于一个重大的或者是可疑的案情，作为一个侦查员，如果他知情不报，敷衍了事，甚至玩忽职守，以致出了什么疏漏，那就不仅仅是失职渎职了。但单科长说的话，又一次让他犹豫起来。“你别再在这儿给领导们添乱了，真是瞎折腾。以后有什么事，别动不动就往领导那儿跑，听见了没有？”
单昆的生气可以理解，越级向上面汇报，岂不等于是向领导告状？岂不是向领导表明了他当科长的失职？但单昆对这一案件的轻视和麻木却让他有些无法接受。家里的活儿就是再累，也不能累到对如此可疑的一个重大案情不管不顾。
不行，他还得继续给有关领导谈一谈。
那么找谁呢？三大队教导员傅业高？他不就是原来11中队的指导员吗？他对王国炎的看法清清楚楚，那一份被作为示范传看的谈话记录不就是他搞出来的吗？看来没必要，至少现在没必要找他。
冯于奎呢？他是狱政科的科长，在一个监狱里，狱政科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最有权力的科室。犯人刑期的减免，犯人的外出就医，鉴定，以及保释，保外就医等等，都由狱政科决定。比如像王国炎的外出就医，如果狱政科同意了，那几乎就等于是过了最后的一道关口。
对冯于奎科长，罗维民是很熟悉的。因为狱政和狱侦原来是一个科室，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即便是到后来分开后，由于两个科室工作上的联系，还经常在一起开碰头会，对一些重大案情进行鉴定，研讨。但也正因为熟悉，所以相互之间对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都清清楚楚。像这类事情，尤其是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鉴定和治疗，一般都是由中队向狱政科提出申请，然后再由狱政科决定是否由侦查科参与鉴定，还是由监狱医院检查，或者是直接批准外出就医。如果不是王国炎把一个犯人打成重伤，像这类犯人外出就医的问题，侦查科几乎就没有可能直接介入。第一这不是你的职权范围，第二你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