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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只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也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哔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了来。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烟纸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门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乱吃了一会儿，就摔下筷子，跑到楼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凛冽的寒风，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摇晃着细那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说道：
“省城这一场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儿的了，没想到你却没份儿！天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论脾气，论经历，你不会不是个红党，可你不是。没份儿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没福份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决断，究竟对她说真话好，还是不说真话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脸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没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地笑了一阵，又说：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说，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货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货。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要我说真话？”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轻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圆圆地说：“说假话又怎样，说真话又怎样，你都说说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说：“如果说假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地方，洋房多。汽车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车和煤气，打电话用不着接线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象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问道：“如果说真话呢？”
周炳说，“如果说真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许你今天中了彩票，变成富翁；也许你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外国人都是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陈文英说，“呶，呶，呶，你看你，又来了。说得好好地，又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世界倒是要整个毁灭的，那就叫世界末日。现在还未到呀！”
周炳玩弄着自己的钮扣，然后缓缓抬起头，坚持自己的意见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可是人不能整天在害怕，厌恶，烦闷当中生活着！主人拿棍子打的时候，汪、汪、汪地叫，跟同伴儿抢一根骨头的时候，也是汪、汪、汪地叫。
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陈文英受了一惊，微微皱起眉毛说：“做做好心吧，谁又犯了你了？”
周炳浅浅一笑道：“不是犯。你看见的，在上海，白种人和日本人才是主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安南人都是奴隶！活着当奴隶！能够当出什么味道来！”
陈文英斟了一杯酒，递给他道：“喝吧。我也喝。可是我今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你的话讲得也有道理。——大概是你还不习惯的缘故，习惯了就好了。我倒觉着你说假话的时候，更加逗人喜欢。那时候，你更加象一个有学问，有教养，有性格的文明人。到得你自以为说真话的时候，你就不象一个文明人，变得粗鲁，野蛮，拗性，暴戾，仿佛不那么聪明，仿佛不那么可亲，——简直叫人难堪呢！”
周炳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陈文英也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她喝的时候，拿眼睛悄悄地瞅了他一下，觉着他如今是一只浑浑噩噩的庞然大物。她想起他是个打铁匠，又想起他是个皮鞋匠，是个看牛娣，就懊悔刚才自己说他不象文明人的话，怕戳中了他的卑贱的身世，恐防他因此伤心。她的脑筋一动，立刻转了个话头道：
“不过不谈那些吧。我倒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你说，你整天奔出奔进，心神不定，看来吃不安、睡不落的，好象你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到底是什么缘由？”
周炳一听这句话，立刻满脸春风，张大嘴巴笑。那对乌黑的眼珠子闪出强烈的光，好象就要烧着的一样。陈文英觉得他整个儿都活起来，漂亮起来。他正准备告诉他大表姐，他的确是在寻找一件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广州的西瓜园对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政纲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金端、麦荣和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