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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宪法规定：“在没有合理的赔偿下，政府无权征收个人的地产和财产。”宪法还要求征地必须符合四项标准：必须为了公共利益；必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公共利益；对个人给予公正、合理、充分的赔偿；适当合理的操作过程。
一是国家的权力是由个人组成的、公众共同赋予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没有让任何一个公众为其他人而吃亏的权力，只有尽可能充分尊重个人权力的国家权力才是真正合理的国家权力。二是打上国家工程标签的各种国家具体权力并非都是高于一切的，这种权力有大有小，有轻重缓急之分，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也存在着可以协商的巨大空间。
曾经当过周恩来的外交助理、新华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小平的国际问题顾问的李慎之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专制主义。后集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按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者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一点法制（注意：绝对不是法治），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护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与谎言。
20世纪的世界政治现象中，出现了一个权力私授制，即非君主制度的国家却完全由老掌权者指定权力继承人的制度。
专制与腐败不是孪生关系，而是亲子关系，即专制必然产生最大、最彻底的腐败。
生活在中国现实土地上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办什么事情，无论遇见上司或者碰到领导，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束缚，一种制约，一种无形的压力。它是什么？是权力。权力象颈背上的盘石，沉沉的，深深的，框固着你的生活范式，钳制着你的文化行为。它的支配欲好象巨魔手中的权杖，舞到哪里，哪里就只有肃静和屏息。中国政治史上的权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以来历史文化中的最看得清，但最说不清的问题。看得清是指：古代中国社会演变史其实是一个专制权力发展史；说不清是讲：由于长期回避权力的本质的揭示，因此要在短期内探讨这种权力的的演化过程，恐怕并非力所能及的，何况向来有只可滥用权力，不能窥视个中奥秘的“集体无意识”。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君主集权是一座金字塔中的顶端部分——至高无上、主宰一切。在这种形态下，每个人的谋生途径、每种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封建政府都要加以干预。还有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法律制裁和人生自由，全部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罪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你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的是一个何种级别的地位，以及你对权力运用的熟练程度如何，会议你是否具有足够冷竣而坚硬的心肠。也就是说，你是否擅长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到可以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震慑他人，而替自己捞得好处，专制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封建体制的保护网，并且也是强制人的文化心理活力和人的创造精神的麻醉剂。
如此霸道的政治权力，它能够把古代中国人制约得那样昏睡，那样麻木，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中国诸多的政治文化的活力，最终都被这种专制权力所扼杀。它就象一把巨型的利刃，不断阉割着中国社会本体的生殖机能，使中国摆脱不了奄奄一息的政治文化心律，而这种心律正是中国古代走向衰败、消亡的道路。
由于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成了中国的传统，因而政治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学而优则仕”决定了“学”既是学官又可成为大地主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文人成了儒生、官僚、封建地主这个生态循环圈中的一个环节。有人研究，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学极为发达，它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正是如此，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到政治权力干预的强扭而变成畸形。象“焚书坑儒”不仅从政治实践上开了行政干预学术、权力裁决认识的先例，更重要的是灭杀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古代中国除了这段学术辉煌期外，从未出现过另外一种类似的文化局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文化律令，它比“焚书坑儒”高明了许多，也比其他强制手段更有效应。由于“学而优则仕”，封建官僚的绝大部分是读书人，官僚队伍的文化构成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是最高的。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富于理性。
专制权力象庞大和黑暗的魔影，笼罩着古代中国的整体结构，笼罩着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从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和自我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点：
一是，中国没有制约机构。皇权思想从一开始就处于颠峰状态，它主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并统摄着中国民权思想的各个形态。这样，制约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就是异己力量也是很微弱的。制约的消失，就意味着专制的强盛。中国从没有强大的制约机构，当然专制权力就处于膨胀乃至恶性的发展中。
二是，中国的进谏没有巨大的民主精神。由于中国民主思想只是进谏那种意识，而这些还局限于上层社会以及皇帝周围。因此不能形成民主思潮，更不会造成民主运动。
三是中国至今还没有权力文明这种新观念。权力之所以被君主所摄取，关键一点，就是没有权力文明意识，权力已经作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世袭的，另一方面是天赋，其他人没有享有的资格。更不会让它放在文明的尺度上，这样，权力文明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文明文化的产物，而中国始终把它视为少有的镇摄的象征。
为什么在投机政治反倒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快地发财致富呢？我们认为是由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权力”，在社会学及政治学中最普遍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者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正是这种权力，常常是无所不在的。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归他管呢？
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它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但在君主集权制的条件下，却可以支配人们生理需求的物质资料。在这里，权力实际上可以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就是：政治权力在当时是比任何有形的东西更值得追求的无价宝。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皇帝君主，便可以把全国的行政、立法、司法、赏罚以至生杀各种大权集于一身。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所占据的这种突出位置，以至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等等，实际上都与权力发生了密切地关系。所以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和作用。
秦始皇取得胜利以后，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使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古代这种权力至上的专制制度就是于此时趋向定型的。虽然残暴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年，但以后的王朝在政体上仍然继承了秦的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传统。
我国阶级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血缘宗族是父权家长制的。在这种父权宗族内，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家中拥有地位的家长制，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就家族内部的一般成员而言，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利，其个性完全被淹没于血缘宗族之中，个人只是个小细胞，对其外部权利要由家长来代表。因而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
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核心原则所强调的是“孝悌”。它不是维护家内每一成员的民主权力和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父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