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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利益交换和输送
按分肥机制的说法，这样的公营机构往往就是分肥机构。这是中国式腐败的一个基本形式。怎么解决呢？
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公营机构一切非法所得均为腐败。这点上可以借鉴英国制度，在英国制度之下，只要是非法利益都要追究，不管公营还是私营。
我们对公营机构普遍的利益交换、利益输送还缺乏制约。这是中国反腐败重要的课题，在这点上，我们需要破题。
近年来，审计风暴已经刮过多次，可是不久前公布的审计清单仍然让公众感到触目惊心——不仅被“审”出违规、违法、截留、挪用、虚报、多领、挤占、私花纳税人血汗钱的位高权重的中央部委、单位有32个之多，而且违规、违法的手段多样，数额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应该最懂得法律、规则的大“衙门”，这些本来应该成为守法、守规则楷模的“中央单位”，为什么竟然如此大胆屡审屡犯？人们更希望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会这么大面积出“事”，以至于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里，已经几乎找不到“净土”？
制度上有漏洞，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中央单位如此成批地上审计“黑榜”，恐怕仅仅从制度的漏洞上找原因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制度”，而且也一直在健全和完善各种制度。与制度的漏洞相比，一种明摆着的对制度普遍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可怕。而能够不把制度“当真”，甚至变着法钻制度的空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这一类钱没有进个人腰包的“集体”违法违规的处罚缺乏力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公众看到的大多数情形是：审计结果公布后，部门或表态检查或作出解释，然后再提几条整改措施等。至今没有哪个部门哪位领导因为单位被审计出问题而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撤职降职，甚至连引咎辞职的也难得一见。
警惕腐败新动向：腐败犯罪群体化
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腐败串案、窝案频频发生，说明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腐败现象早已不是腐败分子单枪匹马式的个人行为，也不是腐败分子顺手牵羊式的偶尔为之，而正在朝着群体化、职能化的方向发展，腐败分子由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利害关系而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个根深蒂固、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这些腐败分子对内实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对外则步调一致互相庇护，并在关键时刻组成高度严密的攻守同盟，令纪检监察部门和政法机关难以下手。在群体化、职能化腐败网络的支撑下，一些腐败分子招权纳贿贪赃枉法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胡作非为，腐败由过去的单个的人，或是单个的事，发展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形成了带有一定的社会性问题。“腐败窝案”的危害比个别单位的腐败更为严重，影响到整个单位和整个地区的党风政风民风，严重地破坏了执政党的执政形象；降低了执政党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如果听任不良作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丧失党的先进性。因此；加大对腐败群体的查处打击力度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腐败形式：由单个贪腐走向群体化
“腐败窝案”的最大特点，就是腐败分子勾结在一起，形成一张“腐败关系网”，他们臭味向投，狼狈为奸，相互包庇，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小则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大到一个系统，一个地区，全部由他们所掌控。而且，不少人身居要职，手中掌握一地一单位的人事、财经大权。这张网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攻破。当前，其主要形式有：
“地区窝案”，贪官一片。 出现地区性的大面积“窝案”现象，涉及的范围之广、牵扯人员之多、造成的危害之大，往往后果不堪设想。
“单位窝案”，蛀虫一串。“单位窝案”是以单位负责人为首，结成团伙，大肆贪污、私分、鲸吞国有资产。在这些蛀虫眼里，国家资产就是私人的后菜园子，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家庭窝案”，硕鼠一窝。在全社会反腐败的声势之下，官员搞腐败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面临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腐败分子把腐败活动延伸到隐蔽的家庭，利用家庭成员来进行腐败活动，表面看与自己无关，“出事”时也可以搞攻守同盟，只承担对妻子管束不严、对子女教养不当的责任，于是形形色色的“贪内助”、“贪衙内”在腐败活动中“各显其能”。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大案来看，“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屡见不鲜。
“腐败窝案”是近几年干部腐败中出现的新形式，众多的官员被腐败的共同利益捆在一部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像一张黑色的大网，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家庭成员就是其中的一个个“黑结”，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其群体性、联动性、隐蔽性，而给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的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警惕。
顺藤摸瓜：一根藤上结一串
“腐败窝案”是寄生在我们党和政府肌体上的一个个毒瘤，不彻底割除，就会危及党和事业，必须痛下决心，利剑斩腐。
一案带出一串案。“腐败窝案”像一张网，在查处窝案中，只要我们抓住了“纲”，就会“网举目张”，虾兵蟹将就会一一浮出水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查处这些“腐败窝案”中，不仅要严查为首的腐败分子，而且要顺藤摸瓜，将那些“网上”的残渣余孽一网打尽。
一人贪带出一群贪。“腐败窝案”中的贪官们联手作案，就像一根绳上的一串蚂蚱，时间越长蚂蚱越多，在反腐败斗争中，只要选准突破口，从一个贪官入手，穷追不舍，就能一揪一串，一挖一窝。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陈兆丰案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美元6996元、港币1。67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6年6月27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资产。由于陈兆丰在定远县任职期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一些干部上行下效，致使送钱、行贿之风在定远县一度盛行。随着陈兆丰案件的深入，定远县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也逐一被查处：原定远县委组织部长、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法院原院长、县原教委主任、原人事局局长、邮政局原副局长、原卫生局长、原地税局长、原烟草局长等也因存在大肆卖官、工程受贿等经济问题，相继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
小贪官牵出大贪官。大凡贪污受贿者，一方面在当事人面前狮子大开口，大肆收受贿赂，收受资财；另一方面又送礼行贿，寻找靠山。因此不少案件在贪官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后台。
原因透视：共同利益成纽带
“腐败窝案”是近几年来干部腐败的特有现象，它说明了腐败行为正在朝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向发展，已经由单个人、单件事发展到系统性、集团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忧虑和担心。这种基于“利益均沾”之上的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一旦形成“腐败同盟”，不但给反腐、监督工作带来难度，更重要的是，这种腐败同盟的存在影响着官场生态，并极易威胁到一个执政群体的抗腐免疫力。
在这些“腐败窝案”中，有的缘于相互监督机制的失效，有的是因为一把手监督机制的缺失，但追根究底，这些腐败的背后无疑都与利益挂上钩。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腐败链。行贿者享受金钱所换取来的既得利益，受贿者获得权力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出于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