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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
《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为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墨子还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他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他提倡“尚力”。在“名”、“实”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必须服从“实”，没有“实”作基础，“名”就是虚假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墨子又相信“天志”，他认为天有意志，天能赏善罚恶，爱人憎人。他还论证了鬼神的客观存在，这就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这说明墨家的唯物论思想还有缺陷，还不彻底。
《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6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
《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
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涵，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十：《韩非子》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都没有佚失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后因唐代韩愈的名气越来越大，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故改名《韩非子》。
有关《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书中多数篇不可信，有的认为书中只有少数篇不可信。如容肇祖从考察思想入手，断定只有《五蠹》、《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8篇为韩非所作，18篇为别家之言，24篇不能断定。梁启雄从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断定只有《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是伪作。刘汝霖认为《初见秦》、《存韩》、《难言》、《有度》、《十过》、《饰邪》6篇是伪作。我们认为，《韩非子》一书基本是韩非的作品，也不排除个别篇掺入了别人的东西，这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申不害只讲“术”，不擅“法”；慎到片面强调“势”，这都是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切实可行的。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在“法”、“术”、“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这就是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理”是区别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
“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各种事物所以客观存在，都是由它的特殊规律即“理”决定的，而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理”又必然受总规律即“道”的支配。各种特殊规律即“理”的总和，就构成了总规律的“道”。
韩非对《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内在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所以韩非又说：”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解老》）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主张”德“是”道“的功效。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两者不能割裂。韩非对道和德的解释，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