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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再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干那些事。大概这就叫手贱。
3
奶子府六号院里有一棵大槐树，盛夏时节，树上会掉下来数不清的槐蚕，弄得地上好象长满了会爬的草。那些草还会往家里爬。我对那儿的印象很好，因为那里一向邻近大内，街道上都立着禁止鸣笛的牌子，傍晚时分院里静极了。傍晚时分往往是阴天，云彩的颜色有点黄。黑暗凝集在古旧的窗棂上，附着在暗色的树皮上。在院里看天空，就象在水塘的水底，隔着厚厚的透明的水看水面。那院里还有一个个子高高的姑娘，傍晚时分穿一件床单布的大裤衩，赤着脚走来走去。我的视线久久的附着在她身上。朦胧中她是白蒙蒙的一团。久而久之，我的目光就和她的肌肤混为一体了。那是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好象早上的水汽一样。这种感觉真好，可惜过去了。
我们医院旁边有个农贸市场，我常到那儿去买水果。后来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有人想和我拉近乎，就说，老师傅，你有五十了罢。我听了大怒，强忍着没发作。另一个说，老师傅，你的孩子都上小学了罢？气得我几乎动手打他。照他们看来，人要是活到了五十，又有了上小学的孩子，就算有成就。象我这样没到五十，还没结婚就阳痿的就是nothing了。虽然他们是想要我拍我马屁，我也不高兴。从那天以后，我再也不去那儿买桃了。从这件事你就可以想象当年别人对李先生的态度，和李先生对别人的态度。当年李先生虽然没有阳痿，但也没老婆。除此之外，他还没工作。大家当然以为他是矮人一等的家伙。平心而论，奶子府六号的街坊对李先生挺好的；又给他介绍工作，又给他介绍老婆。虽然那些工作不过是临时在副食店卖卖咸鱼，那些老婆都是残疾人，但是别人怎能知道李先生读通了西夏文，并且自视甚高呢。大家都觉得给他找个瘸子就是帮了他的大忙了。就是揭发他偷听敌台，也是怕他给街坊上招事，并无恶意。但是李先生对奶子府六号和街坊都深恶痛绝，老想搬出去。大崔找他翻译东西，他就借机搬到我们院，住进了我屋里。这件事当然有官冕堂皇的理由，（要翻的是一些内部文件，带来带去的不好，等等），那间房子又是大崔借给我的；他能借给我，当然也能借给别人，但我仍然很不高兴。这件事证明我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是借来的。
我现在依然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也不是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又多了一个阳痿。现在马大夫要用心理疗法来给我治阳痿。所谓心理疗法，就是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兄弟，你想开点罢。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一点享受哇。这话不错，但是不是我想不开，是它想不开。不知它听见了没有。
现在该讲讲我们院的情况。我们院是一片房子，除了一些老房子，都是不加演饰的四方体，甭提有多难看。将来的人看到了这些房子，一定以为我们长着方鼻子，方眼睛。当时院里没人，长满了荒草。还有很多野猫，到了春天就嗷嗷叫。我和李先生，大嫂和大崔住在大门口一排平房里，就算看住了大门，可是别人从后面进来，把楼房的门窗都拆走了。我对那里的印象原来也很好，李先生来了才坏起来。李先生白天翻译文件，晚上也不睡觉，接着搞西夏文。我对此很不满，就坐在桌子对面，对西夏文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谁使用这种有这么多笔划的文字，就一定是笨蛋。这些笨蛋死了好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想把这种文字读出来，一定也是笨蛋。李生听了一声不吭。然后我又喝李先生的茶。李先生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些茶砖，都发了霉；喝过以后嗓子疼。我又告诉他，这茶的味道象墨水，真叫难喝。他听了以后还是一声不吭。说你已经把西夏文读通了，还看这玩意干嘛。他说，不看这玩意，还有什么可看的吗？
和李先生同屋时，他告诉我说，他读通的不止是西夏文，还有契丹文，女真文；总之，他读通了一切看上去象是汉字又没人认识的古文字。这些文字有好多苏联人，法国人和中国人想读都没读懂。他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他比大家都聪明，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他有毛病。对于这一点我还给出了证明如下：李先生干出了一件大家都干不出的事，这一点没有问题。这证明了他和大家不一样，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不一样是聪明还是有毛病，还没有定论。既然如此，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大家说你聪明，你就是聪明，大家觉得你有毛病，你就是有毛病。很显然，认为他有毛病的人将是大多数。李先生听了为之语塞。后来他就不和我说什么了。
现在别人也都以为我有毛病，所以很浅显的道理，都要告诉我。但是我也不觉得讨厌，因为我可以举一反三。比方说，马大夫以为我直不起来，是不知道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一点享受，好比每年冬天只能买三十斤好的冬贮大白菜。他和老婆干事的心境与排队买大白菜时的心境相同。其实我知道一年冬天只有三十斤大白菜，但是我还是直不起来。因为我不是兔子，不那么爱吃大白菜。
李先生住到我房子里以后，大崔就经常来了。他和李先生聊聊天，聊来聊去，总是当年在学校里的那点事，以至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那些事：他们的学校叫做哈尔滨外专，四八年就成立了。五十年代初期是专门培养高级外语人才的，授课的全是专家，还雇了些老白俄来擦地板。在学校里不准讲中国话，讲一句做二十个俯卧撑。除此之外，还不准吃中国饭，只准吃红菜汤，刚来的吃不习惯，肠胃作起怪来，放起屁来抑扬顿错，每个屁都在一分钟以上。可惜他们也就美了那么一阵子。后来中苏交恶，这帮家伙全坐了冷板凳。其实李先生还会德文，法文，英文等等，但是咱们当时和那些国家也交恶。李先生说，假如加把油的话，他还能学会柬埔寨文，但是这种文字里有美国炸弹的味道，学会了也不是好饭碗。看起来他们两个老同学很是亲热，其实不是的。李先生背地里告诉我说，大崔真讨厌，尽耽误他的时间。大崔也说过，李先生真讨厌。有一阵子我不明白大崔在搞什么鬼：既然不喜欢李先生，还把他招来干嘛。后来才想明白了，这不关大崔的事。招李先生来的，另有其人。
现在我很少到我们院去，因为它不再是＂我的院＂了。现在那里有好多的人，总数在两万六千以上。而在二十年前，若大的院子里只住了我们四个人，简直就象一座鬼城。我记得那片荒草离离的院子，草棵下面的石子儿和碎玻璃。马路上有好多风吹下来的枯枝，所有房子的门窗都用木条钉死了。住在附近的人有时溜进来发点洋财，倒也不敢偷什么东西。见到哪个厕所没钉死，就进去把三合板都拆走。我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漫步，看着风吹来的砂子和碎石若有所思。后来我就在闲逛中碰上了李先生给大崔带绿帽子。总的来说，这件事很难看。就和在草地上看见两条蛇绕在一起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把两条蛇都打死。
4
我现在经常想起李先生，想起我们俩一起逛破烂市，买几毛钱一公斤的废纸边，五分钱一大把的锈笔尖。北京过去有好多破烂市，全称叫做废旧物资门市部，现在没有了。我到那种地方去买便宜电子管和废电容，李先生到那种地方去买散打的过期墨水。墨水这种东西也会腐败，坏了以后比大粪臭好几倍。和李先生住过一个屋以后，北京最脏的公共厕所我也进得去了。
那一年李先生在我们院住了三个月，后来他又回奶子府去住了。其实他是被撵出去的，而且是我和大崔合力才把他撵走。这件事的详情不是我不肯讲，是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推了他，也可能搡了他，甚至打了他，这些都记不得。只记得当时很有正义感。我这一辈子只有那一回有正义感，以后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记得雨果说过，凡不可挽回的东西，都不属于人，属于上帝。所以正义感也不属于我，属于上帝。后来街道上把李先生的收音机还给他，等收音机坏了，他还来找我修。混到了那步田地，李先生不大要脸面。
雨果先生还说过：凡人份内所没有的东西都属于上帝。所以象我这样的阳痿病人想娶小孙这样的漂亮姑娘为妻就是冒犯了上帝。上帝他老人家够狠的，把我们管得这么紧。
我和前妻离婚时，听到了一种议论：阳痿根本就是一种思想病。换言之，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