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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渐渐迫近，筹备工作却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难以进行。此时，无论是马林，还是李达和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
张国焘的到来，无疑使这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通过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张国焘了解到上海的具体情况以及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分歧所在。当胸中有数之后，他就决定去拜访马林。或许是因为碰了李达、李汉俊钉子的缘故，马林对张国焘的态度还算随和。尽管张国焘仍然感到马林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两人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张国焘使马林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之后，便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在马林的协助下筹备代表大会。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逐渐接近之时，代表们望眼欲穿的陈独秀仍未到达。
几天之后，正在大家焦急之际，陈公博带着陈独秀给大会的亲笔信赶到。陈独秀在信中对代表大会提出四点意见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2册第47页载，这四点意见是：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要求大会在讨论时予以注意。
既然是党的成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各地代表便提议由张国焘来主持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马林的同意。据包惠僧回忆说： “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七 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 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成员，1921年因事到上海。5月中旬，李达派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商谈工作，后留在广州。陈独秀接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大会。，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作为会议主持人，张国焘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代表们初步议出会议议程四项：
（一） 讨论党纲与政纲；
（二） 制定党章；
（三） 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
（四） 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讲述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一定要注意发动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和赤色职工国际将正式成立的消息，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最后，他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远东局作一汇报。
接下来，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首先选出一个党纲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然后安排会议第一、第二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工作。
尽管后来有人回忆各地代表都发了言，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和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的发言材料。因此，在无法进行全面比较的条件下，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发言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在长达6000余字的发言稿中，他将内容分作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北京的政治、经济状况。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统治下，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坎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这使知识界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且，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社会只能通过广泛教育的途径。他们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另外，北京是外国人、政府官吏、军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压迫，只要抓住时机宣传革命思想，就会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经济衰败。北京不是个工业或商业城市，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厂主和雇主本身就是政府。为了捞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强迫工人和职员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万人力车夫，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汇报了北京党小组的工作。
他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分为“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两个内容。他汇报了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的经过和体会，认为向工人宣传的最有效的口号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帮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他向各地代表谈了北京小组在宣传工人和组织工人中取得的四点经验：
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
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第四，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他还谈了他们几个党员想参与铁路工人罢工而遭到工人们拒绝的事情，说明他们的工作并非做得很扎实，也有不足之处。
在宣传知识分子方面，张国焘汇报了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创办刊物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张国焘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与会代表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张国焘在汇报北京党小组工作的过程中，既谈到了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是对北京党小组半年多来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为各地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共一大前，张国焘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参考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起草的文件自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马林对这些文件要求很严格，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在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 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