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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曾子提出他同学颜回的美德：“以能问于不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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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天才、聪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个错误——慢，就是很自满，不肯向人请教。 而颜回虽然高人一等，却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没有看清楚，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一番。 这也是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他的名言“集思广益”
，就是善于集中人家的学问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见解。对自己非常有利益。 这也就是以能问于不能的道理。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请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儒家标榜虞舜“好察迩言”
，所以能为圣人。虽然浅近的话，但往往能给我们深远的启发。“以多问于寡”
的多指知识渊博。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知识非常渊博。“问于寡”
，就是问于知识不如自己渊博的人。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说从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么都懂；而“寡”可以说是专家，他专门研究一点，而这一点并不是学问渊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 渊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专家则对某一点有深入研究。 所以渊博的人，一定要向专家请教。“有若无”他学问非常渊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得很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实若虚”内涵深厚，表面上看起来却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
不如他的人对不起他——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不敬为“犯”——从来不计较、不记恨。这五点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处世的经验来体会，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做到。 曾子说，我的朋友颜回，对这五点都做到了。孔子所赞叹的颜回，他学问的火候优点，在此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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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大节而不可夺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可以托六尺之孤”
，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难，简直没有。 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 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 刘备的儿子刘禅，谁都知道的阿斗。 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骂“阿斗”。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备。 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刘备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 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立即跪下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帮忙到底。 于是“鞠躬尽卒，死而后已”
这八个字，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个人的托孤，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假使朋友死了，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别人会说“疯子人与！
疯子人也。“绝不会说”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
“百里”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 过去，唐以后所谓百里侯称县长；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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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 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关怀、照顾。“可以寄百里之命”
，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这两点都很困难。“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小事糊涂没关系，面临大节当头时，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 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陆秀夫，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 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风流放诞，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时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听歌。 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候都没有。 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 所谓“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对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视，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 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 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 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 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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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看人要看大节。 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 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 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 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 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 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 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 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 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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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
，“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 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
，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
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 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 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 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
，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 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
，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 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
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
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
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
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 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