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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仁 第 四５９１
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 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 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 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 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 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 比较退得可以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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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 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 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 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 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骗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 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 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 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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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
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
《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 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 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 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
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 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
；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
；再其次为“列传”
，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 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 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 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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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
，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 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 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 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 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
，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 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 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 所以有人说《史记》是汉代的谤书。 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 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
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由此再回转去看孔子所说的“礼让为国”的精神，在春秋之世已经没有了，于是接着说下去为什么要礼让为国的政治哲学。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 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 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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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 这个“立”
，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 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同《学而》篇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道理。
孔子四字禅
讲到这里，刚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又来了，上文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大问题。 现在呢？
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是千古以来一个大问题、一个大疑案。 孔子说“一以贯之”以后，现在便有什么“一贯道”等附会的宗教团体出现，成了问题中的问题，真有匪夷所思之感了。曾是曾参。 孔子对曾参说，为什么不对别人说？这就是人的问题了，怎么是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讨厌。我们现在姑且把他剧本化来说，有一天孔子坐在教室里，曾参经过他的前面，于是孔子便叫住他：“参！”曾参听到老师叫，回过头来，于是孔子便告诉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传给你一个东西，一以贯之。 这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是钱，把它贯串起来还可以，这“道”又不是钱，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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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呢？但曾子听了这句话以后，打了个拱说：“是，我知道了。”孔子讲了这句话，自己又默然不语了。 同学们奇怪了，等孔子一离开，就围着曾参，问他跟老师打什么哑谜呢？
夫子又传了些什么道给曾参呢？曾子没有办法告诉这些程度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