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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旁证材料，根本用不着报到市局法制办去“膛平地”，在凌队长这儿就翻了车。徐五四一进队长办公室的门，一看见于英雄那副哭丧的脸孔，就猜出了大概。
看见他进来，凌队长从椅子上站起，拿起那几页审讯记录，朝他抖了一下，又扔在桌子上，口气十分不快：
“瞧你们审的这叫什么案子，材料太不硬了，太不硬了！你们懂不懂，审讯记录是正式的法律性文书，怎么能搞得这么模棱两可呢？这辆摩托车的来历，马有利是怎么告诉葛建元的，为什么不写上？这是很重要的情节，材料上怎么能毫无反映？”
于英雄一脸尴尬，畏畏缩缩地答不上话来。
徐五四也并不急着去辩白，他有意留出一点时间让自己镇定了一下，然后才从从容容地把准备好的话往出端。
“队长，这可不是材料写得不硬，是事实本身木硬。”
“事实怎么不硬？还有什么案子比这个更简单，更明白的？马有利自己家里没有条件存放这么大的赃物，在销赃之前，难道不是窝在葛建元家的吗？从盗窃到实现盗窃价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葛建元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难道还不明显吗？你还要怎么硬？”
凌队长咄咄逼人，徐五四也不含糊，这事他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对了，葛建元客观上是帮助了犯罪，可是根据法律的要求，认定犯罪还得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呢。过去派出所几次找葛建元谈这件事，他都没承认自己知道这摩托车是偷来的，这次马有利也说他没有把真相告诉葛建元。他替他存放摩托车，就好比是替熟人保管一件东西罢了，并不意识到是在窝赃，我们不能说他主观上一定具有窝赃的犯罪故意，不然，岂不成了‘客观归罪’了吗？”
徐五四自从到刑警队来以后，还是头一次这么高腔大嗓，象吵架似地同凌队长直辩。于英雄真狗熊，站在那儿连当个三花脸帮着敲敲锣边的胆儿都没有，废物到家了！
凌队长压下眉毛，用意外的、略带吃惊的眼光看着他，就象看一个陌生人似的，最后还是坐下来，放慢了语气。
“你怎么了，唆？你又不是新同志了，还不懂吗？葛建元知道不知道摩托车的来历，怎么能只听他自己的表白呢，这种事他当然是不会认帐的。可我们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能看出来嘛，凭他和马有利摔打不散的关系，这车是不是好来的，他能不知道吗？我吃刑侦这碗饭三十多年了，这帮人怎么回事，闭着眼都能想得出来，何况我过去不是没和葛建元打过交道。前年房修公司的盗窃案，要不是那个保卫干部误了事，葛建元早就在监狱蹲着了。他这种人，真是闭着眼也能想到他的骨子里去。”
徐五四一把抓住凌队长的机漏，有点得理不让人了：“给一个人定罪，能光凭着闭眼一想吗？
“怎么不可能，我要是偷了东西，连亲娘老子都可以不告诉！”徐五四简直有点抬杠了。
“好好好！”凌队长烦躁地挥了一下手，粗暴地打断他，“今天不谈了，等以后叫上你们组长，叫上派出所的同志，都来，大家一块儿说！”
这几句话，本来没什么错处，可凌队长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那种不屑与论的神情，却叫五四有股说不出来的恼火，他甩手要走，凌队长又把他叫住了。
“审讯材料拿回去！”
这份他早就认定无用的审讯记录，在凌队长那儿也是个不合格的废品，可两人的出发点却是那样南辕北辙。徐五四拿起记录稿，目光很放肆地同凌队长碰了碰，心里摹地跳出一句话来，他的脑袋禁不住有点发热了。
“队长，知道不知道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罚一无辜，不如赦一有罪’，我们怎么样，总不至‘宁可惜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吧？”
凌队长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沉沉地挥了一下手，让他们出去。
徐五四话说出口，又有点后悔，也许他不该赶这种时候说这句过分赌气的话，不要说这话本身的含义太过尖锐、偏激，就是他那种说教和质问的口气，也肯定会让凌队长反感。三十岁的人了，怎么就没有点涵养呢？不好。
果然，他刚刚转身要走，凌队长突然在背后开了口。
“你听着，我也有句话，‘赦一有罪，等于杀一无辜！’不是名言，可你要还是个警察，就记着这句话吧。”
从队长办公室出来，他的心情异常败坏，于英雄免不了在他耳边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可他听不进去，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怀疑来！
——凌队长，为什么非要整葛建元呢？一个干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工作的老刑警，对证据上这种非常明显的缺陷，竟会如此没有辨别力吗？显然不会！
虽说，徐五四也是个有十年警龄的老民警了，可在刑警队还算是个新同志。对凌队长其人，只识皮毛，未识筋骨。但总的来说，对这位严厉有余温和不足的头头儿，他一向是敬畏的。对刑事侦查这套活儿，凌队长的经验之丰富，常会给你一种深不见底、没有穷尽的神秘感。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承认权威的话，那其实只是不喜欢那种官封的权威和老掉牙的权威，而凌队长在人们心中目中的权威之所以显着那么自然和牢固，大概就是因为它并不仅仅出于“行政成份”的缘故吧，于英雄讲话，“凌队长搞刑侦，整个儿一个‘老油子’！”
可油也不能油得没边儿啊，还讲不讲法律的严肃性了？
这大概是他头一次动摇了对这位权威的迷信，他觉得凌队长的“油”，似乎也不是什么令人崇拜的本事了。邪门歪道！
回到组里的办公室，徐五四坐在桌前一语不发，心里憋得象烧了火一样难受，连组长过来同他打招呼都没注意。
“啊？”于英雄咧咧嘴，“也得让我们喘口气啊，到现在连午饭还没捞上吃呢。”
组长还是呼呼叨叨，一点也不可怜他，“那有什么，干咱们这行，就得打着饿饭的谱儿，要不然别干。”
于英雄翻翻白眼儿，依旧吭吭卿卿不痛快。徐五四闷声说了一句：“我去吧。”
组长愣了一下，不知怎么忽又改了主意，“嗅嗅，你们还是先吃饭，先吃饭，我另找人去吧。”见五四怀疑地看他，便笑笑，“不是让你专门搞葛建元的案子吗？”停一下，用轻了一倍的声音又说：“要不，你再找凌头儿说说去，郑媛这案子倒是真缺人，你看，郑媛的班主任大前天就从上海参观回来了，到现在还没顾得上找她谈呢。”
这还用得着再往下问吗？徐五四当然领会了。就因为他在郑媛案的现场上骂了受害人家属——郑媛的父母，到现在他想为郑媛出点力，尽点责任，人家还不让呢！
组长是知道他的脾气的，吃苦受累不含糊，就是不能受委屈。心里越不是滋味儿，索性把话题扯开了。
“怎么着，现在到底有没有线索啊？”
“咳，难啊。”组长认真地坐下来，一副从头说起的架式，“其实凶手并不是老手．巧就巧在，犯罪的现场恰好是一片硬焦渣子地，指纹、鞋印都取不到；遗留物也没有；孩子的裤带子是扯开了，可实际上并没有造成的事实，所以连精斑什么的也找不到。法医的鉴定结论很简单——机械性窒息死亡，犯罪工具也是就地取材的，就用小孩儿脖子上的红领巾那么勒的；尸体解剖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胃里光是有点饼干，还没消化呢，估计凶手就是用饼干把孩子从屋里引出来的。没办法，侦查方向定不下来，就得铺开来查，一铺开，人手又不够，现在连作案的时间范围都缩小不了。你去清河农场那天，我们又分析了一下尸体现象，尸斑是到那天下午四点钟才有渗血、指压才不褪色的，你算算，遇害的时间只能是在头天晚上八点以前，所以现在关键是要查清孩于那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半夜时。有人者见那天傍晚六点钟’左右有个男的把孩子从学校领走了，可至今查不到这个人的一点线索。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了这个可疑男人的刑事画像，别说，长得还有点象你呢。现在也只好这么大估摸，作案时间差不多在晚上六点至八点之间。”
“不，”徐五四面色沉沉地站起来，“应该定在七点至八点之间。”
组长摆摆手，“也不能把时间范围估得太没余地”
“七点钟我还在郑媛的家里呢，是我给她吃的饼干。”
“你？”
“我就是领走她的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