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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可惜我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见人，不清不白的恰恰是你，你违背人伦，让孙女喊你爸爸，你拿钱想保住的，就是这秘密！”
“你这个堕落的女人！”
“堕落的是你，你们堕落得已经没有人味了！”
“谩骂是没有用的，告诉你，我革命一辈子了，风风雨雨都见过，你是不会得逞的。”
“好，好，看在你儿子的分上，别逼我和你打官司，国家有法律在，你敢不敢打官司！”
“笑话，不要说我现在还穿着军装，组织上还让我负责很多工作，就是彻底回家养老了，我也不会跟你这种女人去打什么官司！”
毛成放，毛京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真如军人般果断地站起，板着脸向门外走去。
“等一等，”我心慌意乱地喊住他，尽管我一直以为母女骨肉，天然血缘，任何人不能割断，可此时竟忽然感到一种失败的绝望，“看在毛京的分上，求求你，把真情告诉孩子吧，让她自己决定··”
“不劳提醒，我当然要告诉她，现在她已经知道了你和你的一家在中的所作所为，她不愿再见到你。自古忠臣出逆子，就算我没有毛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可小津是无辜的，她的经历很单纯，她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出身背上包袱，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过去的不幸和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再塞给她，我养了她十八年，我有权利这样做。”
毛成放直直地看着我，哆咬着一言不发，他猛地拉开房门，愤然跨出屋子。楼道里似乎有些异样，我们不约而同看见昏黄的楼灯下，肖琳佝倭的身子和苍白的脸，我听到她有气无力地呼唤着我，呼唤着我的小名，那微弱的求援的呼唤刹那间唤出我无数久已忘却的体验
九
直到黄昏降临医院里才安静下来，看病的和探视的瞬息间退潮般地离去，走廊里空空如也。夕阳残照从墙上慢慢消退，留给人无尽的凄惶与倦意。
肖琳的儿女在黄昏前已经赶到，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养品，一左一右倚偎着床上的母亲。人到此时不能不感到生儿育女的好处，而在这之前医生们都把我当成肖琳的亲属，要填表要交钱要签字全要我负责。肖琳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尽管她那副急急风的性格得这病不算稀奇，但她年龄已过不惑得这病又令人稀奇。麻药还未打，那位慈眉善眼的护士长把我叫到一旁。
“这病不大，”护土长说，“可也算是急病，手术早做比晚做强。所以呢我们得和你商量，今儿我们科的麻醉师一个请了假去换煤气本儿，再不换就过期了；另一个约了人盖小厨房也没来，可咱们救死扶伤怎么也不能把病人给耽误了，所以我们现从别的科借了两个下了班的麻醉师，这俩人的加班费可就得你们家属出了，因为人家是自愿业余帮忙的。每人二十块，一共四十块，您看您要是没意见呢，咱们今儿就把手术做了。”
我说：“我出。”
护土长说：“好。另外我们这地规定麻醉师每天每人补助一瓶酸奶，恐怕这个也得您负责一下，我看也别麻烦现去买了，给他们钱得了。一两块钱的事儿。”
我说：“行。”
如此这般，手术于是做了。
肖琳的病床是她在医院里的一个熟人给办下来的。病区早已人满为患。按照肖琳开的条子，我好不容易才在泌尿科找到了这个大夫。她女儿学钢琴是肖琳帮忙找的老师，收费便宜，因为那钢琴老师赖以致富的钢琴是肖琳托人买的，也便宜。女大夫很卖力地为肖琳挤出了一张病床。
虽说是小手术，毕竟年约半百的人了，病榻上的肖琳看上去有些虚弱。她与我自小熟近，但依然拉住我的胳膊千恩万谢：“刘敏，我活了五十岁第一次动手术，可把我紧张坏了，多亏有你在，这下我更忘不了你了，这些年朋友多得数不过来，可最后还是几个年轻时的老伙伴能真心帮人。”她眼圈红了，神色郑重地给我写了个人久地址，叠了一下才塞在我的手心里，“找找这个人吧，是个不错的律师，他小孩就近入托的事我帮过忙。你要真决心和电影厂打官司就去找他，你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他能帮你打赢这官司，我知道你占着理。这条子你用完就撕掉算了，和别人也不用说我认识这个律师，因为我和孙导演也是朋友，我也知道他不容易，他们搞艺术的也得用钱过日子。不然也干不出这种伤斯文的事体。你也得有思想准备，一打官司电影就别想再拍了。这种事，打官司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无非是自己出出气。”
肖琳你说的一点不错，打官司无非出气而已。我也毫不怀疑能打赢这场官司，无论是对那位导演还是对那位“养父”，我都将胜诉！然而胜诉了又怎样呢？难道就能把一个伪造的毛京换成一个真实的毛京？难道就会有母女相认，共叙天伦的幸福？
不，不会有的。
既然拯救人类灵魂的艺术家在拯救人类灵魂之前要先不择手段地讲定价钱，既然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救死扶伤时要以二十块钱和一瓶酸奶为前提，既然这一切现在已是那样普遍那样合理那样天经地义，难道还有必要再去争论堕落的含义吗？如果说我的堕落是人的原罪，那么他们的堕落，是不是人的异化？原罪是人固有的，异化却已失去人的本义。
医院楼前的广场被晚霞照射着，使人墓然振奋。我不知该怎样描述这个黄昏，金色？安详？深沉？都是，抑或都不是？不过这确是一个令人清醒的黄昏，房屋、树木、行人，都那么清晰明 了，似乎一天嘈杂，此时才渐入清静。也像人的生命，一生搏 斗，如潮头拍岸，不能自己，暮年时才把一切看清。
晚风徐来， 已有秋意，告诉人暑期将尽，山里学校的老钟又 该鸣响了。我把肖琳给我的律师的地址慢慢展开， 一点点耐心地 撕碎，向微凉的秋风洒去，纸的残片在夕阳下飘飘扬扬，就像祭奠亡灵时洒向空中的金箔，辉煌无比。我觉得这片金箔忽然把我和过去，和过去的亲人毛京，拉得很近，很近，很近，不由双眼湿润。
曾经有一片黄昏属于我吗，曾经有一次约会属于我吗，曾经有一个亲吻属于我吗，曾经有一句誓言属于我吗？
都没有了，似乎只留下养育了毛京也养育了我的毛家集。永远属于我的，只有这片多雨的山区。我确信毛京的亡灵，也将飘向那里。
第四章
都爱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却很少有人想到行行都有“职业病”，更不容易想到：自己也有“职业病”。要不是葛建元的“窝赃案”，徐五四也许还得“当局者迷”下去。警察就是专和犯罪打交道的职业，不知不觉地，眼睛总爱往那些能够认定犯罪的证据上盯，而对犯罪的管定证据则一向不怎么感兴趣。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心理而已，然而流风所及，以至于对证据的厚此薄彼越来越“合法化”，几乎在刑警队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徐五四觉得，这就是“病”！看看于英雄那副愁眉苦脸的德行吧，从早上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现在，一路上就没露过一丝笑模样。他老是认定到清河农后的这趟差事全算白跑，却从不前反过来想一想，假使他们蹲在大京城圈子里不出来，又怎么能这么有把握地确认葛建元并没有犯那个窝赃罪呢？说到底，还是偏见作怪。
当然，他也完全知道于英雄的那点顾虑：“你想想嘛，队里人手这么紧，郑媛的案子又正在要劲儿的节骨眼儿上，凌队长还肯叫咱们俩这么老远跑到清河农场来取马有利的口供，明摆着，那就是专候佳音了。回头要是按你的说法汇报，他不窜火儿才怪呢，好嘛，这不等于白浪费三天功夫？”
于英雄愁眉苦脸也好，夸张地叹气也好，徐五四就是硬着耳朵根子不神他那根弦，他得照着自己的辙印子走车。“凌队长怎么啦，也不能黄口白牙，出入人罪呀，你怕什么？”倒不是怕，我的意思是，既然凌队长能那么肯定葛建元窝了赃，总有他一定根据吧，据说他以前和葛建元打过好几次交道呢，就光凭人家吃刑侦这碗饭的年头，办这号小案子还不是轻车熟路吗？不会没有数。”
徐五四可不是个能轻易被说服的人，“关公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凌队长以前多么能耐我管不着，这次说人家窝赃，拿证据来呀！别老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一套，一挂挂人家多少年。”
“咳，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于英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看样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