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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忍去叫醒他，轻轻上天台去，将桌子、书架、衣架和厨房小茶几的锯好木块，分类的一堆一堆区别开来。荷西醒来已是黄昏了，他跳起来，发怒的责怪我：“你为甚么不推醒我。”
我低头不语，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不必分辩他体力不济。要给他休息之类的话，荷西脑袋是高级水泥做的。弄到夜间十一点，我们居然有了一张桌子。
第二天是安息日，应该停工休息，但是荷西不做就不能在心灵上安息，所以他还是不停的在天台上敲打。“给我多添一点饭，晚上可以不再吃了。衣架还得砌到墙里去，这个很费事，要多点时间。”
吃饭时荷西突然抬起头来，好似记起什么事情来了似的对我笑起来。
“你知道我们这些木箱原来是装什么东西来的？那天马丁那个卡车司机告诉我。”
“那么大，也许是包大冰柜来的？”
荷西听了笑个不住。
“讲给你听好不好？”
“难道是装机器来的？”
“是——棺——材。五金建材店是从西班牙买了十五口棺材来。”
我恍然大悟，这时才想起，五金店的老板很和气的问我家里有几人，原来是这个道理。
“你是说，我们这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
“你觉得怎么样？”我又问他。
“我觉得一样。”荷西擦了一下嘴站起来，就又上天台去做工了。
我因为这个意外，很兴奋了一下。我觉得不一样，我更加喜欢我的新桌子。
不几日，我们被法院通知，可以结婚了。
我们结好婚，赶快弯到荷西总公司去，请求荷西的早班乘车证，结婚补助，房租津贴，减税，我的社会健康保险。B*B
我们正式结婚的时候，这个家，有一个书架，有一张桌子，在卧室空间架好了长排的挂衣柜，厨房有一个小茶几塞在炊事台下放油糖瓶，还有新的沙漠麻布的彩色条纹的窗帘。
客人来了还是要坐在席子上，我们也没有买铁丝的床架、墙，还是空心砖的，没有糊上石粉，当然不能粉刷。
结婚后，公司答应给两万块的家具补助费，薪水加了七千多，税减了，房租津贴给六千五一个月，还给了我们半个月的婚假。
我们因为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居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改善，我因此不再反传统了，结婚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好友自动愿代荷西的班，于是我们有一个整月完全是自己的时间。
“第一件事，就是带你去看磷矿。”
坐在公司的吉普车上，我们从爆矿的矿场一路跟着输送带。开了一百多里，直到磷矿出口装船的海上长堤，那儿就是荷西工作的地方。
“天啊！这是詹姆士宠德的电影啊！你是○○七，我是电影里那个东方坏女子——”
“壮观吧！”荷西在车上说。
“这个伟大工程是谁承建的？”
“德国克虏伯公司。”荷西有些气短起来。
“我看西班牙人就造不出这么了不起的东西来。”“三毛，你帮帮忙给我闭嘴好不好。”
结婚的蜜月，我们请了向导，租了吉普车，往西走，经过“马克贝斯”进入“阿尔及利亚”，再转回西属撒哈拉，由“斯马拉”斜进“茅里塔尼亚”直到新内加边界，再由另外一条路上升到西属沙漠下方的“维亚西纳略”，这才回到阿雍来。
这一次直渡撒哈拉，我们双双坠入它的情网，再也离不开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了。
回到了甜蜜的家，只有一星期的假日了，我们开始疯狂的布置这间陋室。
我们向房东要求糊墙，他不肯，我们去镇上问问房租，都在三百美金以上，情形也并不理想。
荷西计算了一夜，第二天他去镇上买了石灰、水泥，再去借了梯子、工具，自己动起手来。
我们日日夜夜的工作，吃白面包、牛奶和多种维他命维持体力，但是长途艰苦的旅行回来，又接着不能休息，我们都突然瘦得眼睛又大又亮，脚步不稳。
“荷西，我将来是可以休息的，你下星期马上要工作，不能休息一两天再做吗？”
荷西在梯子上望也不望我。
“我们何必那么省，而且——我——我银行里还有钱。”“你不知道此地泥水匠是用小时收工资的吗？而且我做得不比他们差。”
“你这个混蛋，你要把钱存到老了，给将来的小孩子乱用吗？”
“如果将来我们有孩子，他十二岁就得出去半工半读，不会给他钱的。”
“你将来的钱要给谁用？”我在梯子下面又轻轻的问了一句。
“给父母养老，你的父母以后我们离开沙漠，安定下来了，都要接来。”
我听见他提到我千山万水外的双亲，眼睛开始湿了。“父亲母亲都是很体谅我们而内心又很骄傲的人，父亲尤其不肯住外国——”
“管他肯不肯，你回去双手挟来，他们再要逃回台湾，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于是我为着这个乘龙快婿的空中楼阁，只好再努力调石灰水泥，梯子上不时有啪啪的湿块落下来，打在我的头顶和鼻尖上。
“荷西，你要快学中文。”
“学不会，这个我拒绝。”
荷西什么都行，就是语言很没有天份，法文搞了快十年，我看他还是不太会讲，更别说中文了，这个我是不逼他的。
最后一天，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B*B
七月份，我们多领了一个月的底薪，（我们是做十一个月的工，拿十四个月的钱。）结婚补助，房租津贴，统统发下来了。
荷西下班了，跑斜坡近路回来，一进门就将钱从每一个口袋里掏出来，丢在地上，绿绿的一大堆。
在我看来，也许不惊人，但是对初出茅庐的荷西，却是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你看，你看，现在可以买海棉垫了，可以再买一床毯子，可以有床单，有枕头，可以出去吃饭，可以再买一个存水桶，可以添新锅，新帐篷——”
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
把钱数清楚了，我笑吟吟的拿出八千块来分在一旁。“这做什么？”
“给你添衣服，你的长裤都磨亮了，衬衫领子都破了，袜子都是洞洞，鞋，也该有一双体面些的。”
“我不要，先给家，再来装修我，沙漠里用不着衣服。”他仍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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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空心砖铺在房间的右排，上面用棺材外板放上，再买了两个厚海棉垫，一个竖放靠墙，一个贴着平放在板上，上面盖上跟窗廉一样的彩色条纹布，后面用线密密缝起来。
它，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长沙发，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墙，分外的明朗美丽。
桌子，我用白布铺上，上面放了母亲寄来给我的细竹廉卷。爱我的母亲，甚至寄了我要的中国棉纸糊的灯罩来。
陶土的茶具，我也收到了一份，爱友林复南寄来了大卷现代版书，平先生航空送了我大箱的皇冠丛书，父亲下班看到怪里怪气的海报，他也会买下来给我。姐姐向我进贡衣服，弟弟们最有意思，他们搞了一件和服似的浴衣来给荷西，穿上了像三船敏郎——我最欣赏的几个男演员之一。
等母亲的棉纸灯罩低低的挂着，林怀民那张黑底白字的“灵门舞集”四个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贴在墙上时，我们这个家，开始有了说不出的气氛和情调。
这样的家，才有了津益求津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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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上班时，我将书架油了一层深木色，不是油漆，是用一种褐色的东西刷上去，中文不知叫什么。书架的感觉又厚重多了。
我常常分析自己，人，生下来被分到的阶级是很难再摆脱的。我的家，对沙哈拉威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而我，却脱不开这个枷锁，要使四周的环境复杂得跟从前一样。
慢慢的，我又步回过去的我了，也就是说，我又在风花雪月起来。
荷西上班去了，我就到家对面的垃圾场去拾破烂。
用旧的汽车外胎，我拾回来洗清洁，平放在席子上，里面填上一个红布坐垫，像一个鸟巢，谁来了也抢着坐。
深绿色的大水瓶。我抱回家来，上面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
不同的汽水瓶，我买下小罐的油漆给它们厚厚的涂上印地安人似的图案和色彩。
骆驼的头骨早已放在书架上。我又逼着荷西用铁皮和玻璃做了一盏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