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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
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二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地。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祥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新载，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颀长而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察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察情况，甚至连侦察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察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哩喀，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察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缓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么？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划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读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察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
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
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河底”，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
“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
“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
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941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察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它方面， 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 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
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 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 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
“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