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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说：“我们应该顾及到中国人的伦理和亲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荣总去瞻仰父亲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来找我，谈了很多，当然希望能够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只是不晓得该怎麽进行，不能贸然前往，怕引起谈论；既然你主动提起，我很感谢，希望能尽快安排，在晚上都没关系。”
孝武立即允诺：“我会马上和孝勇联络，要他安排好後尽快告诉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来。起先，每谈到经国先生时都还是用“总统”称呼，到他升任驻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随着增进，不久很自然地会在我和美伦面前改口以“父亲”来称呼经国先生。
那天孝武显得异常失落，情绪更是低落到无以复加。他告诉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为什麽几乎彻夜难眠，清晨四点就起床了，十叁日当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参加一个餐会，回程就接到台北传来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伤地对我说：“以前因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丧事过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挂念母亲的身体，她几乎走不动，而且有气喘。”
最後，他语重心长地要我和他联系：“往後，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会很多，要能彼此多照应。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都会尽力。”语句中，透出阵阵袭人的孤单。
孝勇告称父欲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开始接近，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彼此相处倒也相当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长时，他也曾就对美关系事项， 聊间问问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国担任“代表”的钱复表现如何等等。
当时，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经国先生且被信赖的人，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中兴电机工程公司董事长，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亲，而且经国先生最後几年糖尿病日益严重，体力日差，到外县市的巡访也停了下来，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内最有权势的人。当时就有传说，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亲自携进在病榻前摘要报告请示，然後再口头转述有关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对他无不敬畏叁分。
一九八七年钱复从华盛顿返岛述职，向经国先生报告双方关系现况，在搭机返回华盛顿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专线电话，以便遇到紧急状况可及时联系。但当我向孝勇转达钱复的要求时，他居然要我转告，请他打“长途台”（二叁七一七一七）即可，这个电话是当时许多高层官员都晓得的一支专线，透过它就可在紧急状况下代为查出各要员的家中电话，甚至辗转直接联系到本人接听。显然孝勇并不愿将他家中电话或他自己的专线给钱复。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时的自视了。
叫我“孝严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现可能是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众肯定，一旦形成了社会形象，我就不再是几年前可以轻易压制或排挤的了。我和孝勇在事业上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是谨守本分地在“外交”领域里努力，而他则是在商界发展，性质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纳，进而共生共荣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孝勇透过“鸿霖旅运公司”的合夥人邱创寿，也就是钱复先生的连襟，突然转告我他想“正式认我作哥哥”，问我意见，我当然说好，我内心有喜悦也有骄傲。七月十五日晚，由邱创寿出面邀我和孝勇，到他仁爱路叁段和安大厦的住处一道用晚餐，算是不具形式的仪式，当场孝勇叫我“孝严哥”。邱创寿当场叫好，说早该如此，并且举杯向我们敬酒。
事後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美伦、孝慈和秦孝仪，他们也都很高兴。秦孝仪後来还告诉我，他曾把这件事转报了父亲，经国先生笑笑点点头，虽然没说什麽，显然很愉快。秦孝仪说，看来孝勇这个决定，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经国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诚了。
但是，过了十年，一九九七年左右，万万没料到，由於政局的急遽变化，孝勇却与我渐行渐远，实始料所未及。回想当晚的“认兄餐会”，好像就在几天前才发生一样，称兄道弟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孝勇却早已作古。一段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情，却被无情的政治扭曲而撕得粉碎，真叫人掷笔叁叹！
父亲豁达的生死观
孝武在父亲过世第叁天（元月十六日）和我会面後，就打电话给孝勇，要他安排我和孝慈去荣总瞻仰遗容的事。孝勇在当天约我见面。我在四点钟整赶到他在仁爱路八楼的办公室，还没坐定，他便急着说，父亲过世的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请我去是想知道，我和孝慈是不是要去见父亲最後一面？我说已和孝武谈过，愈快愈好，他立即说，没有问题，只是当天不行，可能要隔一两天。我说尊重他的安排，同时问了他有关十叁日发生事故的经过。他很有耐心地做了追述。谈话中，看得出他对医疗小组的处置方式也相当不谅解。少顷，他主动告诉我，父亲安葬地点已选定在慈湖旁边，叫作“头寮”的地方，而且定在月底叁十日奉厝。孝勇两眼红肿，显得很疲倦和沮丧，并且很感性地说：“父亲生前曾把你们的事告诉过我，而且对你感到骄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晓得。”
此外，孝勇那天还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无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他说，父亲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并将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认为兹事体大，所以回 父亲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恐有不宜，父亲闻後默然未语云云。
父亲确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个人觉得不妥，而未照办。当蒋孝刚於二○○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亲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国防部部长”汤曜明要求将祖父和父亲移灵五指山时，我把孝勇曾提到父亲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诉了孝刚，让他对两蒋後事的处理能有较周延的了解。此时若提火葬之议，所涉太广，也可能为时太晚，但我必须不避讳地将此据实道出，俾让国人了解父亲经国先生对自己後事的处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达的生死观。
呼风唤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岁，比我小七岁，我很珍惜一九九○年前後和他日趋和睦相处的岁月。一九九○年，我以“海工会”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访问，特地前往蒙特罗一趟，那边国民党的海外党部很小，党员也不多且均系老侨，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并安慰安慰他。那时他已举家移民蒙特罗。
我在参加一项晚宴活动後赶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区一幢相当宽敞的独立洋房。见到面，他显得很高兴，还亲自开着购买不久、爬山专用的吉普车，很得意地载着我到一处山顶去鸟瞰蒙特罗全城的灯火夜景，的确相当壮观而有特色。四十分钟後回到他家，进到屋内他太太方智怡也出来作陪，大家聊得很开心，对我能这样老远专程去探望他们表示感谢。
尽管孝勇说他心境已逐渐平复，可是我一眼看出来，父亲虽已去世两年，对他的冲击仍丝毫未减，那是一种心理上极度的挫伤，凄凉地刻画在他泡肿的眼皮、带血丝的双眼和明显消瘦的身躯上。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睡眠不好，怎麽比从前消瘦了很多？他苦笑说：“我怎麽会睡得好？”
父亲过世这件事，对孝勇来说，远比对孝武来得更不易调适。一九八六年初孝武即远赴海外，已两年多不在父亲身旁，而孝勇则是形影不离、天天服侍在侧，事无大小，无所不与。故经国先生遽然离开，让他顿失依恃和重心。他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截然不同内涵的生活，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政治和只讲现实的社会。往日几乎可以喊水成冰的魔力，一夕之间消失殆尽。我理解这种剧变，不是任何处在他同样位置上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後来遇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都能以谅解的心淡然处之。
见到父亲最後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叁段�